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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拒绝。”我看着他，我说这句话的眼神一定是太硬了，乃至他笑了起来，“这真像你的做法，但我是在猜到你会这样说的前提下，决定来见你的——我在当时就应该劝动你出国。”

当时是1934年，纳粹上台后开始清算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和魏玛分子，即使在舆论宽松的海德堡也有一些教授被迫离职，因为发现阴极射线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勒纳德教授操纵了这里，把校园舆论导向种族主义，很多城市爆发焚烧非日耳曼书籍的运动，在学校，犹太学生遭受排挤乃至殴打。“这个国家已经疯了，”那时他念大二，大学生活刚刚走上正轨，“来论证一下，于公于私我们都不该留在这里。”

那时开始，德国走向极权的深渊，军国路线和克虏伯的军工业，妖魔化的犹太形象，作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执掌德国金融界的事实，沉重的经济危机和失业的狂热分子，大量涌入的东欧群氓，孤悬国外的东普鲁士，纳粹以疯狂的方式让几个势力咬合在一起形成了第三帝国，先天的罪恶变成累累罪行。

我们都是一流大学的佼佼者，理当在学术上有所追求。但那时学者离散四方或臣服于政党，战争造成的紧迫局面也必然限制科研的方向，学术根底因之溃烂。“我们留在这里，就是背叛良知、理想，和真正的祖国。”我的朋友敲着桌子大声说道。

“但是，我们应该去哪，”我看向他焦灼的眼睛，“总得选择一个国籍，你在法国或英国也能找到卓越的人文学者，但是最顶尖的化学系、半数以上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在德国，我正在接受的是世界一流的化学教育。”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不像真实经历里那样争执得面红耳赤。后来我的朋友凭借斯特拉斯堡的交换机会踏上德法交界的土地，由此前往巴黎，而我留在德国，按部就班成为博士，然后进入法本的科研所。每个科研所都有纳粹分子，但德国毕竟收复了莱茵河西岸和萨尔，进入但泽，将东普鲁士的飞地连成一片。

我该去哪里，几年后轰炸不停的黑夜里，这个问题又摆在我面前。我生在德意志，无论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还是第三帝国，乃至更早的德意志邦联，西边的国家都觊觎这片土地的衰亡。我研发的是合成燃料，当盟军的高爆弹把威斯特法伦或萨克森连片的城市化为灰烬，怎能不希望德国的飞机能有足够的燃油起飞。

于是到了战争末期，故事回到路德维希港。这里是供给燃油的重镇，法本的一家大厂日夜吞云吐雾，合成汽油是钢铁机械的化学食粮。作为工程师而不是帝国的反谍人员，我在这里逡巡。两年以来，路德维希港遭受的空袭不下六百次，工厂使用集中营的关押者作为劳工，当泛着火光的蒸馏塔倾倒时，工厂里血肉横飞。我该选择哪一方，在前线过早死去的日耳曼少年，还是集中营的囚徒？前者也是无罪的，而设计更高效的人造汽油生产流程是我的职守。

于是，那位化学工程师因为支持战争，现在被软禁在这栋小楼里。无论我选择哪条路，结果都无不同。我的朋友前往法国的不久后德军也开到那里，他的学业同样无法维继，直到战争结束，他以抵抗者的身份重归大学。

我们该去哪呢，五年以来，最好的年华消耗在战火里。

于是那位化学家扬起脸：“我遗漏了一段：德军所有的甲醇和润滑油、大部分炸药和合成燃油都来自法本，在纳粹上台前，它就为希特勒提供了十分之一的竞选经费。这是我后来知道的，但看在德意志支离破碎的土地的份上，时间先后并不影响我的选择。”我对他说了最后的话，我的挚友的身影变得模糊，我所设想的对话方开始缄默。

故事讲完了。在真实的世界里，我在1936年取得本科文凭，放弃深造而成为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的一员。操纵海德堡的那位勒纳德教授引荐了我，他是希特勒的物理学顾问。那时，我对扩军的真实目的或旧普鲁士贵族的虚荣一无所知，自认能以优秀学生毕业，就能成为优秀的军人。

我在二十出头的年纪度过一段充实的大学时光，海德堡的开明氛围允许我崇慕各种主义，我选择了唯一的意志。当我离开实验室，把结项报告交到导师手里时，他惋惜的话语没有说完，我的挚友摆出一副要对我大动手术的外科医师的架势。人生有多种可能，现在三十岁的我身披死囚的红马甲，在战犯监狱里想象另一番故事，仍然殊途同归。

“我是在猜到你会这样说的前提下，决定来见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