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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告别了施洛斯小径，回到河对岸的哲人路上。路的另一端是勒纳德物理所，那里不再传授“犹太物理学”，哪怕勒纳德先生的实验曾经为量子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我向他请求一份推荐信，他很爽快地签了字，后来我成为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的成员。

在哲人路通向内卡河的一段，我与我的朋友激烈争吵。

这条是非不断的道路曾经是机械主义的圣地，从黑格尔到勒纳德无不皆然。我在这条路上去而复返，是否也印证了我思维的肤浅？

今日我为当时的选择而惭颜，时过境迁后面对离别造成生命的干涸，我对这个决定多了一分歉意。当时业师没有和我辩论，像我们在化学上的论争那样使用“你”而不是“您”地针锋相对。或许在纳粹上台三年后，他对这个国家和跟随国家而去的年轻人心灰意冷，我曾经是他最后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

四十年代初我从校友会上得知卡尔？博施工程师逝世的消息。他没有回到故乡，也没有前往使他扬名天下的路德维希港，德国和法本化工早已不是他所深爱的样子，他安葬在学林秀丽的海德堡，内卡河对岸的山坡与哲人路遥相对峙。

1947年12月18日

☆、一封信

【原文】

几天前我收到一封信：“我的朋友，惊悉你在兰斯贝格吃好住好，又提笔作文表达向死情绪，吾心甚慰。随附一本购于海牙的同题作文，期见。克里斯托弗。”包裹里躺着一册小开本的《狱中书简》，作者朋霍费尔神父也算旧识。

往来战犯监狱和外部世界的书信要经过一道审查，我在帝国审核书报，如今有此际遇，也算报应不爽。我的朋友，克里斯托弗——他以一贯作风用了假名，但审查者会知道我有一位对我的死亡毫不仁慈的密友，隔着一道布满铁丝网的高墙识破我的想法。我回想他略带嚣张的笑容，设想他要对我说什么。

“岁月徒长，自斯特拉斯堡一别后又是三年，令我们对立的世界已经不在，而你自诩得到了终局。”凭借多年熟识我肆意想象他的语言。1944年在阿尔萨斯我们交过一次手。那时法国游击队抢在盟军前占领斯特拉斯堡（攻占斯特拉斯堡的是法国第二装甲师，不知为何作者会将这支正规军与游击队搞混——编者注），德军后退至齐格飞墙一带，我从瑟堡潜行回国，生硬的法语没能瞒过逡巡的游击队。他出现了，对他的同伙宣称我是他的一位波兰同志，“跟我走。”

那是个典型的布列塔尼式的阴天，北大西洋上吹来的乌云压在平旷的荒地上，一辆破雪铁龙在迂回的小路上行驶。“把东西交出来。”他扶着方向盘直视前方，我摸出一把枪。“还有。”

我走陆路回国是因为海路漫长，而我身携重要情报，这瞒不过他。

我用沉默表示拒绝。

“战争结束了，加兰中校，”他叹了口气，操起清晰的汉诺威音，“但我们还有共同的敌人美利坚。”

那是他的祖国留给他的口音。这条路偏离了通往杜塞尔多夫的干道，或许导向一片适合秘密处刑的荒地。“我应该庆幸是你们接管了阿尔萨斯，时机恰当时我愿意见你们的指挥官，但不是现在。”

“你打算和他聊文学？”他惬意地笑起来。

法国游击队阿尔萨斯—洛林旅旅长马尔罗曾是一名作家，据此实在有理由说，诺曼底后德军回到齐格飞墙只是战略性撤退。马尔罗是否也像其他法国游击队长一样抽英国烟，满口“丘吉尔大爷”？是的。而我读过的法国文学只有《波斯人信札》，其他大抵不知所云。

我们谈什么？去年在里昂的一位被俘的游击队长令我印象深刻。那是五十开外的索邦大学犹太裔教授，因为伏击德军而被捕。我从盖世太保手里接过这桩案子，在简陋的审讯室里和他对面而坐。

“如果您答应此后不再进行类似活动，我可以保证……”

“不。”

他抬起一双睁的很大的眼睛，里头写满“你这个种族主义狂徒”。我们对峙着，衣冠楚楚的纳粹军官和褴褛憔悴的受害者，而他在我这个后生面前强调自己的反抗精神。

“我想存活您。您的情况可以作为间谍案处理，那样就有交换的机会。”我试图推进话题。里昂扼守法国南部，由此取道西班牙或意大利，可以打通直布罗陀和地中海。但游击队遏制了德军的方略，于是他被捕了，但解决问题不仅有杀人一个办法。

“不。”

“为什么？”

“我不会跟你们，德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