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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先生也静静听这士子的论述，然后很是恭敬的施礼，道：“士子乃阴阳学道，阴阳家者，穷宇宙之变，究万物之机，以阴阳道观天下，许是兴亡自有其道，但人终究是渺小的，人身处于这天地之间，这兴亡变化之中，当然是希望衰弱混乱之世越短越好，治世盛世越长越好。

尤其今日天下，远不能称之为治世盛世，意欲变乱为治，便需要身处其中的人来努力，须知事在人为，若是人不有为，坐等天下得治，但一辈子都见可能真的见到天下重新安定有道。”

这番话说得大义凛然，一众士子齐声喝彩，道：“善！事在人为！”

那阴阳家士子也没在多说什么，只是笑了笑，回礼而已，不再多说什么。

不过这阴阳家士子不言，却别家士子开口，对端木先生施礼，道：“敢问先生，先生所言事在人为，当是认为这天下可治？天下可救乎？”

端木先生道：“果有明君圣王，兴礼乐，行仁爱，重教化，天下可治，天下可救。”

那士子哈哈大笑，道：“我曾听闻一个故事，说是昔日长沮、桀溺一起耕田，孔子路过，正巧迷路了，便让子路询问渡口。

长沮说：‘驾车人是谁？’

子路说：‘是孔丘。’

长沮问：‘是鲁国孔丘吗？’

子路说：‘是。’

长沮不言语。

子路只得再问桀溺。

桀溺说：‘是鲁国孔丘的学生吗？’

‘是。’

桀溺说：‘坏人坏事象洪水一样泛滥，你们同谁去改变它呢？你与其跟随孔丘那种逃避坏人的人，为什么不跟随我们这些逃避整个社会的人呢？’（材料来源于网络）”

其实那士子说道这里，端木先生已经明白他要说什么了，便道：“士子有话不妨直言。”

那讲了半天故事的士子此时也直言，道：“你们儒门弟子四处奔波，归根结底还是认为这天下有救，而我认为这天下已经没救了，当今天下之所以大乱，就是因为有想法的人太多，有为之人太多，若要天下得治，人还是清净点，少折腾点为妙。”

端木先生道：“那依先生之言，要有所作为是错的，可天下圣明之君那一个不是积极有为，尧舜禹汤，哪一个眼见百姓受苦天下大乱还袖手旁观了？”

那士子听端木先生举出尧舜禹汤的例子，冷哼一声，道：“你说说先人，我也便与你说说先人。

我对你说说三皇五帝治理天下的事。黄帝治理天下，使人民心地淳厚保持本真，百姓有谁死了双亲并不哭泣，人们也不会加以非议。唐尧治理天下，使百姓敬重双亲，百姓有谁为了敬重双亲依照等差而做到亲疏有别，人们同样也不会非议。虞舜治理天下，使百姓心存竞争，怀孕的妇女十个月生下孩子，孩子生下五个月就张口学话，不等长到两、三岁就开始识人问事，于是开始出现夭折短命的现象。夏禹治理天下，使百姓心怀变诈，人人存有机变之心因而动刀动枪成了理所当然之事，杀死盗贼不算杀人，人们各自结成团伙而肆意于天下，所以天下大受惊扰。

三皇五帝治理天下，名义上叫做治理，而扰乱人性和真情没有什么比他们更严重的了。三皇的心智就只是，对上而言遮掩了日月的光明，对下而言违背了山川的精粹，就中而言毁坏了四时的推移。他们的心智比蛇蝎之尾还惨毒，就连小小的兽类，也不可能使本性和真情获得安宁，可是还自以为是圣人。（大意取自（《庄子·天运篇》）”

此话一出，众人哗然，要知道尧舜禹汤可不仅是后世称之为明君开模，就是在春秋之时众人也对这些先王圣君推崇备至，这士子的话公然非贤圣，辱先贤，如何不让众人哗然。

就连高台之上的列国国君都有人听不下去了，尤其鲁国向来礼教之风浓厚，鲁国国君皱眉道：“这士子好生猖狂。”

卫国任用了许多儒家士子为官，卫国国君耳濡目染，也对儒家学说颇为亲近，听着士子“大逆不道”之言，也是不悦。

宋国国君望日不言，秦国国君与身侧的侍臣在侧耳讨论着什么。

那司礼学令见此情景，转头去看赵志父，只见赵志父像块山石一般，神色依旧无半分动容，便知不宜干预，仍旧由那狂言士子畅所欲言。

端木先生听得这士子将儒家甚至整个中原文明一贯推崇的圣贤君主都贬低得一文不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