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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周礼》记载，大司乐向国子传授“乐德”、“乐语”、“乐舞”。其中“乐”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内容。乐语之教包括“兴、道、讽、诵、言、语”，“讽”与“诵”主要讲的是诗歌教学，要求学生能背诵诗歌，创作诗歌。当时，朝廷和民间诗歌十分发达，其应用范围也很广泛。诸凡举行集会，如庆功祝贺等，都要演唱传统的或贵族们创作的诗歌。在这种场合能够吟诵诗歌，乃是具有文化修养的表现。因此，西周的诗歌教育主要是结合礼乐教育和射御教育而进行的。当时的习礼、习射、习舞、习乐和学艺等教育活动常常与诗歌教育结合在一起，难以分开。当时的诗歌教育强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必须体现周王朝特定的政治伦理思想，满足上层社会的需要，因此，西周乐教是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直接源头。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史籀篇》。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据班固所云，可知该书属于识字教学读本一类。据说，其编排体例大概是按意义间的关系编排而成。它采用四言诗的形式，四字一句，两句一押韵，便于学童学习诵读。采用诗歌形式编写识字教材，是中国古代诗歌教育的一种特殊方式。《史籀篇》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部启蒙识字教材，为秦汉以后编写儿童字书提供了典范，是中国小学语文教材发展史的源头，对后世影响巨大。

学校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在阶级社会里，学校教育具有强烈的阶级性。为了满足奴隶主阶级的需要，在西周时期，无论是京师四学和泮宫，还是庠序学校，都是培养贵胄子弟的地方，奴隶子弟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奴隶制国家的文学艺术和文化教育都为奴隶主阶级的官府垄断，即“学在官府”，根本不允许、也不可能出现私学。这种“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到春秋时期才被打破，私学应运而生并逐渐繁盛起来，以《诗经》为代表的诗歌教育才能逐渐走向平民化、大众化。

第四节春秋时期的诗歌教育

周王朝因受到犬戎的压迫，至周平王时迁都洛邑（今洛阳市），史称东周。东周是奴隶制社会盛极而衰、封建制社会因素日益增长的历史时期。东周习惯上又分为两个阶段——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和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的一个历史阶段，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渡时期。公元前770年，周幽王的太子姬宜臼在晋文侯、郑武公的帮助下于东都洛邑即天子位，是为周平王。自此，周天子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王命失去权威，相继出现“春秋五霸”，周王开始依附势力强大的诸侯。由于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推广使用，农业生产力获得极大提高，私田开垦数量不断增加，各国诸侯逐渐改变剥削方式，加速了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形成。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上层建筑也发生了激剧的变化，中国社会又出现一些新的重要现象。在政治上，王权进一步衰落，诸侯相继争霸天下，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文化教育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此以前，学术文化完全是由官府掌握的。到了春秋中叶，出现了第一个由私人传授的学派，即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此后，各家各派竞相涌现，彻底打破了奴隶主垄断文化的格局，“官学衰落，私学兴起”，“士”这个新的社会阶层进一步崛起，出现了学术下移、百家争鸣和思想大解放的新局面，中国文化进入了第一个繁盛期。

由于“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特权被打破，周王朝的文人学者开始四处流散，因而形成了诸候养士的风气。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人数日益增多，地位不断提高。士不仅以自身的知识专长为统治者提供服务，在竞争剧烈的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也在相对独立的立场上，讨论哲学、政治、伦理、经济、军事、文艺等多方面的问题。各国诸侯和公卿大夫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争相养士。“得士者昌，失士者忘”（《吕氏春秋…赞能》）就是这种状况的写照。同时，养士风气又进一步促进了私学的发展。随着官学的衰落和私学的兴起，教育对象由少数贵族扩大到平民，学校教育的社会基础更加广阔。

周王朝的典籍也开始大量流失，各种典籍鱼目混杂，给人们阅读研究造成了困难。孔子作为有责任心的教育家，自觉地承担了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