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绰焉。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文集数十万言，行于世。”“孝绰兄弟及群从诸子侄，当时有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适琅邪王叔英、吴郡张嵊、东海徐悱，并有才学；悱妻文尤清拔。”“孝绰子谅，字求信。少好学，有文才，尤博悉晋代故事，时人号曰“皮里晋书”。”《南史…刘勔传附绘子孝绰传》也有同样的记载。

不仅文人诗歌十分繁荣，南朝时期的民歌也非常昌盛。南朝民歌最早始于三国东吴，迄于陈，留存总数近五百首，按地域分为“吴声歌曲”和“西曲”两大类。南朝民歌是城市中的酒楼和贵族宴会上由歌女们演唱的风情小调，内容与多方面反映社会生活的汉乐府民歌不同，它集中抒写男女之情，绝大多数以女子的口吻唱出对男子的爱慕相思，反映了南朝统治区域的社会风俗状况。南朝民歌以五言四句为主，其余的四言及杂言诗篇幅也很短小，其语言明快动听，善于运用双关隐语，或朴素自然，或浅俗鲜丽，具有鲜明的民歌情调，表现了较高的文学素养和修辞技巧。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民间的诗歌教育十分发达。

南朝文人诗歌创作受民歌影响很大，雅俗结合渐渐成为从鲍照到齐梁间的文人诗歌的主流；南朝民歌一部分专门描绘女子美丽体态容貌的歌曲与宫体诗的兴起有直接关系。南朝民歌中占主导的五言四句的格式，对五言绝句的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南朝民歌在隋唐以后继续影响着文人的创作。大诗人李白的很多短诗以清新自然见长，就与学习南朝民歌有直接关系，如他的传世名篇《静夜思》与《子夜四时歌》中“秋风入窗里”一篇十分近似，传承关系十分明显。直到清代为止，历代文人模拟南朝民歌的现象时有发生。由此可见，南朝民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十分深远。

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继魏晋之后又一个迅速发展时期，南朝诗歌的繁荣，虽得力于上层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但与诗歌教育的普及是密切相关的。南朝时期的政权性质与两汉政权并无二致，教育制度也相似，儒学地位虽有所下降，但仍然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

南朝时期学校教育有所复兴，国子生多为士族高官子弟，称之“国胄”或“世胄”，可以经明经策试入仕，而太学则往往仅存博士而无生员。虽然南北方战争和内部政治斗争不断，但上层统治者仍然十分重视教育。南朝宋文帝时，在官学中首设文学馆，主要进行专门的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活动，诗歌教育是其中重要一项内容。“九品中正制”的继续实行，使士族子弟享有接受教育的特权和优先仕宦的特权，因而，社会上层人士普遍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诗歌创作和诗人群体也就主要产生于宫廷和士族内部。由于上层统治者的提倡和对文士的重视，虽然庶族子弟纵使品学兼优也地位低下，但是，他们接近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仍然是读书做官，因而私学进一步发达。学习诗文写作成为当时的社会时尚。谢灵运的山水诗文辞幽美，冠绝一世，人们争相传诵。《宋书…谢灵运传》载：“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出身寒微的鲍照就以因向临川王刘义庆献诗而知名当世。吴均的五言诗质朴豪迈，被当时文坛称为“吴均体”，成为学诗的榜样。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无论官学还是私学，都重视文学教育，诗歌等文学教材受到学子的重视和欢迎。虽然《诗经》仍然是学校教育的主要教材之一，但与经书相比，由于诗赋文章押韵好读，所以常作为学童阅读初级教材。由于社会需要，学校教育重视写作训练，尤其重视骈文与诗歌的写作教学，要求学生要学会用典使事，写作诗文要讲究双声、叠韵、四声和修辞。学童就开始学习诗赋写作，他们或仿写，或命题写，或参加笔会，写作训练比较自由。如何逊八岁就能写诗，后成为梁代著名诗人。

得益于诗歌的兴盛，南朝也出现了一群女诗人。《诗品》卷下中列入了两位女诗人：宋朝的鲍令晖、齐朝的韩兰英。其他较著名的还有齐朝的苏小小和梁朝的刘令娴、沈满愿。

《诗品》卷下中，钟嵘说：“令晖歌诗，往往断绝清巧，拟古尤胜，唯百愿淫矣。照尝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亚于左芬，臣才不及太冲尔。‘兰英绮密，甚有名篇。又善谈笑，齐武谓韩云：‘借使二媛生于上叶，则玉阶之赋，纨素之辞，未讵多也。‘”鲍令晖、韩兰英能被钟嵘列入《诗品》，可见二人在当时的影响甚大。鲍令晖曾有《香茗赋集》刊行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