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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本，如朱熹的《训蒙诗》、方逢辰的《名物蒙求》、王应麟的《三字经》等。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自幼颖悟好学，十八岁贡于乡，中绍兴十八年进士第。他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一位卓有成效的大教育家。他编注的《四书》、《五经》成为南宋之后科举考试的必读书；他提出的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已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等读书方法至今仍有很大影响。朱熹并不排斥文学，曾校注《诗经》、《楚辞》，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能诗善词，作品很多，是宋代道学家中文学成就最高的诗人。他和著名诗人辛弃疾、杨万里、陆游等人往来密切，相互唱和，尤其与陆游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的诗作现存1300余首，其内容主要是借助诗歌阐明义理，将义理通俗化，诗风平和纯正，100首《训蒙诗》就是典型的代表。《春日》、《观书有感》、《水口行舟》等将道学理趣与自然意象密切结合，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著有《晦庵词》一卷，其词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但理性色彩往往较浓，如《菩萨蛮》（暮江寒碧萦长路）、《水调歌头》（富贵有余乐）、《南乡子》（落日照楼船）、《念奴娇》（临风一笑）等。

朱熹继承儒家诗教传统，把诗歌作为传授理学思想的工具，非常重视诗歌教育。他的《诗集传》是诠释《诗经》的里程碑式名著，是元、明、清三代读书人必读的权威性读本。他在《近思录》卷十一《教学》和《小学》外编《嘉言》中专门摘录了程颢关于诗歌教育的观点：“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关雎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此等诗，其言简奥，今人未易晓。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事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小学》外编《嘉言》第五）他还亲自写作100首七言诗结集为蒙学教材《训蒙诗》，其内容完全着眼于向儿童进行封建伦理道德教育，对于语言文字艺术基本不加考虑。如《天》：“气体苍苍故曰天，其中有理是为乾。浑然气理流行际，万物同根此一源。”《致知》：“此心原自有知存，气蔽其明物有昏。渐渐剔开昏与蔽，一时通透理穷源。”《中庸》：“过兼不及总非中，离却平常不是庸。二字莫将容易看，只斯为道用无穷。”由于缺乏艺术感染力，这部《训蒙诗》流传不广，影响有限。

朱熹的弟子陈淳仿照《训蒙诗》编著了《小学诗礼》，将《礼记》中的《曲礼》、《内则》、《少仪》的主要内容编写为43首五言诗，分为事亲、事长、男女、杂仪四部分，向儿童传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如“父立则视足，父坐则视膝。应对言视面，立视前三尺。”“父母或有过，柔声以谏之。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男女不杂坐，嫂叔不通问。内言不出阃。外言不入阃。”“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法不敢道。非德不敢行。”“入境必问禁，入国必问俗，入门必问讳，与人不问欲。”“临丧则不笑，临祭则不惰。当食则不叹，让食则不唾。”陈淳还用三言韵语写成《启蒙初诵》一书，目的也是让儿童接受儒家伦理教育，如“天地性，人为贵，无不善，万物备。仁义实，礼智端，圣与我，同心然。”从内容上看，这可能是《三字经》的先河。他还编著了《训童雅言》等。这些蒙学读本曾在东南地区流行。

真德秀编录的《文章正宗》正续集共四十卷，其正集体例包括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类，收入诗歌320余篇。这部书流传较广，对于诗歌教育有一定促进作用。

南宋刘克庄编辑的《千家诗》全名是《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全书共22卷，收录360余人的作品，其中绝大部分为唐、宋诗人所作，少数为南北朝和五代诗人的作品。录诗1270多首，全是律诗和绝句，分别按照时令、节令、昼夜、百花、竹木、天文、地理、器用、昆虫、人品等十四个方面进行编排。这部《千家诗》选录广泛，不拘一格，不论作者的名气大小、地位高低，注重选录简洁短小、通俗易懂、脍炙人口的诗篇。从入选的作者来看，既有帝王将相（如唐玄宗）和士大夫，也有无名氏（如《题壁》《答人》）和僧人（如僧惠洪、释处默）。署名谢枋得编选的七言《千家诗》是在此基础上编录的。

作为蒙学教材通行的七言《千家诗》分为上下两集，上集收七言绝句94首，下集收七言律诗48首，共142首。所选诗歌大部分浅近易懂，内容上于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