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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之一。明代东林党人高世泰题无锡东林书院丽泽堂的楹联“身教莫如礼，言教莫如诗”就说明了这一点。

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工商业的进一步繁荣，苏州、杭州等地成为繁华的商业都市，市民阶层进一步壮大，影响力逐步扩大。明代中叶，印刷行业特别发达，为文化和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嘉靖和万历两朝是明代刻书印刷的极盛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市民势力的成长，迫使明朝统治者对思想和文化的控制也逐渐放松。商业经济对传统道德的冲击，更进一步促进人的个性因素得到初步的张扬和重视。著名的思想家王守仁继承并发展了陆象山的心学，完成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王守仁反对理学束缚人性的教条，对动摇长期以来程朱理学的教条统治有一定作用，对当时和以后的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对文学的复兴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以王艮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发展了王守仁哲学中反道学的积极因素，富有叛逆精神。这与当时文学家反对程朱理学、抨击宋代文化的主张是一致的。王学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李贽猛烈地攻击封建礼教，大胆地攻击儒学，进一步肯定了文学的价值。李贽的“童心说”对“公安派”诗歌有极大影响。

由于工商业的繁荣和市民势力的壮大，满足市民阶层娱乐需要的通俗文学极为兴盛。从整体上看，在明代文学中，传统诗文的地位进一步衰落。明代诗坛虽然人数众多，流派纷呈，风格各异，作品丰富，但优秀的诗人并不多，优秀的诗篇也不多。清代朱彝尊编选的明代诗歌总集《明诗综》有100卷，录存明代诗人3400余人的作品。刘基、高启是明初的著名诗人，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四位诗人号称“明初四杰”。而明代前期诗歌方面最有影响的却是以粉饰现实、歌功颂德为能事的“台阁体”和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著名政治家于谦的诗歌直抒胸臆，自然天成，令人耳目一新。明代中期，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给明初以来的道统文学观和虚伪空洞的“台阁体”以沉重的打击，在当时有很大影响。但是，他们盲目尊古，一味拟古，又对文学发展产生了不良后果。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继续在文学上鼓吹复古主张，对于维护文学的独立地位、强调文学的艺术特征起了极大的作用，但他们更强调效法古人，在拟古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对于文学的创新和发展又造成了严重的束缚。徐渭的诗歌独树一帜，开晚明诗歌风气之先声，显示了文学创新的实绩。明代后期诗歌中影响最大的是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对明代后期和清代的诗歌创作影响深远。明末诗人陈子龙、夏完淳等在血与火的战斗中写下了慷慨激昂、光辉灿烂的爱国主义诗篇，成为明代诗歌光彩的尾声。

从总体上看，词至明代已经衰微。明代词人虽然较多，但优秀作品很少。清代王昶编选的明词总集《明词综》12卷，选录明代词人380家。明初词坛，刘基、杨基、高启等人由元入明，作词各具特色，尚存两宋遗风。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工商业的兴盛和财富的积聚，享乐之风盛行，加上发达的印刷业为文学作品的传播提供了便利，《花间集》、《草堂诗余》等词集又恰恰迎合了明人崇艳尚情、追求婉媚的审美心理而独盛一时，成为文士填词的范本。整个词坛被绮丽婉约、香艳淫靡的风气所笼罩，词风日下，日趋凋敝。杨慎、王世贞、汤显祖等人作词虽多，成就并不高。明代末期，陈子龙、夏完淳、屈大均、王夫之等人的出现，为明末词坛抹上一层亮色，为清代词的复兴开风气之先。

与正统的诗文相比，戏曲和小说的形式更自由活泼，更易于反映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其语言的通俗浅近更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而印刷业的空前发达又为通俗文学的广泛流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明代的戏曲和小说在已往的基础上取得了更辉煌的成就。著名文学家徐渭的《四声猿》代表了明代杂剧创作的最高成就。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深受王学左派的影响，其代表作《牡丹亭》是我国戏曲史上最优秀的浪漫主义剧作。除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外，《西游记》、《金瓶梅》足以代表明代小说创作的成就。明代散曲总体上处于盛而不衰的状态，散曲作家作品众多，数量都超过元代，但成就远不如元代。仅任纳《散曲概论》统计的明代散曲作家就有三百多人。与曲调清新自然、语言浅俗活泼的元代散曲相比，明代散曲有脱离民间本色而文人化的趋向。从地域分布和风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