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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其领导者往往运用诗歌宣扬其政治理想和宗教思想，反对封建专制统治，鼓舞千百万人民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洪秀全颇喜作诗，其《天父诗》录诗600多首。他曾编写《原道救世歌》宣传宗教平等思想，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其中写道“开辟真神惟上帝，无分贵贱拜宜虔。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他在《原道醒世训》结尾题了一首诗：“上帝原来是老亲，水源木本急寻真；量宽异国皆同国，心好天人亦世人。兽畜相残还不义，乡邻互杀断非仁；天生天养和为贵，各自相安享太平。”这首诗为百姓描绘了天下大同的美好景象。洪秀全有一首述志诗：“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杨秀清也有一首《果然英雄》，其中写道：“拔地参天皆勇将，安邦定国尽忠臣；冲锋恐后常虞我，遇事争先讵让人？”这些诗篇都充满着推翻清朝统治的政治理想和改天换地的英雄之气。他们的诗篇往往通俗易懂，朴实明晓，生动有力。太平天国还进行了一系列文化教育改革，特别重视儿童教育，专门编写了自己的蒙学教材，主要有《三字经》、《幼学诗》、《御制千字诏》等。《三字经》主要宣传宗教思想，如：“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六日间，尽造成。”《幼学诗》共三十四首五言体诗歌，内容涉及做人和教义两方面，主要是进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道德说教，如：“真神皇上帝，万国尽尊崇；世上多男女，朝朝夕拜同。”这种寓道于文、文道结合的教材，也体现了传统诗歌类读本偏重道德教育的特点，政治功利性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于清朝统治者实行严酷的专制主义统治，极力推崇理学，特别重视和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清代诗歌总体风格偏重典雅，民歌对清代诗人的影响较小。但仍有一些诗人向民歌学习，写出了歌谣体诗，朱彝尊有《鸳鸯湖棹歌一百首》、龚自珍有《馎饦谣》等。晚清末年，进步知识分子对民间歌谣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和利用。诗人黄遵宪十分重视向民歌学习，曾辑录民歌选集《山歌》。他在学习民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体诗歌，名曰“杂歌谣”。在内容上，要求反映现实生活，宣传进步思想；在形式上，句式整散兼有，篇幅长短不一，字数多少不等，风格多种多样。黄遵宪亲自创作了许多歌谣，在新歌谣创作方面贡献最大。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期间，黄遵宪在《致饮冰主人手札》中建议他在刊物上发表一些或三言、或五言、或七言、或九言、或长短句的歌谣。梁启超接受了这一建议，在《新小说》上特辟“杂歌谣”一栏，先后刊出了黄遵宪的《出军歌》和《幼稚园上学歌》、梁启超的《爱国歌》、剑公的《新少年歌》等作品。梁启超呼吁更多的诗人努力从事歌谣创作，并举黄遵宪为楷模。康有为、章炳麟、秋瑾、高旭等人都有这类歌谣体作品。江苏籍留日学生也在创办于东京的反清革命刊物《江苏》上刊载了供儿童歌咏吟诵的学校歌（儿童诗）《游春》、《扬子江》、《秋虫》等。俞复、丁宝善编写的《蒙学课本》里也有新歌谣，如第三册第二课：“祝我国，巩金汤，长欧美，雄东洋，陆军海军炽而昌，全球翻映龙旗光。帝国主义新膨胀，毋庸老大徒悲伤！印度灭，波兰亡，请看我帝国，睡狮奋吼剧烈场。”这些新创作的歌谣以爱国主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