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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著作中，最有影响的当数东汉郑玄的《毛诗笺》、唐代孔颖达等人奉诏所撰的《诗经正义》和南宋朱熹的《诗集传》。

在古代诗歌教育中，以《诗经》为主要教材，以孔子的教育实践及“兴、观、群、怨”说为基础，至两汉时期形成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温柔敦厚”最早见于《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教者也。”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解释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此一经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也。”《诗经》历来被儒家作为伦理道德教育的经典教材，如爱情诗《关雎》就被看作阐述夫妇大义的作品。《论语…八佾》载：“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毛诗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由此可见，《诗经》在汉代之后已徒具文学形式，却只是儒家宣扬伦理道德以教化万民、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温柔敦厚”这一诗教传统特别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要求诗人以委婉之词寄寓讽谏之意，在中国古代诗歌教育和古典诗歌创作方面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三、古代诗歌教育与音乐艺术教育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

从远古时代起，中国古代的诗歌向来就与音乐关系密切，而古代诗歌教育也与音乐艺术教育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从文学艺术的起源来看，诗歌与音乐密切相伴产生于原始的生产劳动，并在发展过程中一直与音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一直延续至今。因而古代的“乐教”也往往包括诗歌教育。据《周礼》记载，西周时期的“乐教”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内容，当时的诗歌教育主要是结合礼乐教育进行的。历代宫廷乐舞往往融诗歌、舞蹈、音乐于一体，就是典型的例子。追本溯源，诗、词、曲就其本来面目而言都是歌辞，其出现、形成、发展和成熟都与音乐密切相关。《诗经》里的所有诗篇就其原来的性质而言，都是歌曲的歌词。《风》、《雅》、《颂》就是依据音乐的不同而划分的。《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些记述说明孔子时代的诗歌教育与音乐舞蹈的关系十分密切。汉代的乐府诗原本也是乐歌，《汉书…艺文志》载：“《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唐宋时期的词、元代的散曲，原本都是配乐演唱的。因此，古代的诗歌教育往往还伴随着音乐艺术教育。

古代的诗歌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可以配乐歌唱的，流传至今的一些名篇原本就是流行乐曲的歌词。由于诗歌教育往往与音乐艺术教育相伴，古代许多著名诗人往往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往往有“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之说。如司马相如、王维、温庭筠、李煜、柳永、周邦彦、姜夔、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杨慎、徐渭、吴伟业、尤侗、洪昇、孔尚任等，著名女诗人卓文君、蔡琰、李清照、朱淑真、管道昇、黄峨等也都精通音律，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苏小小、薛涛、严蕊、柳如是、李香君等女诗人，精通音律更是其看家本领。

四、蒙学阶段非常重视对儿童进行诗歌教育，而且成效显著。

教儿童读诗，这是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宝贵经验。儿童识字后，培养他们的读书兴趣是很重要的。如果一开头就给他们读一些比较平板枯燥的文章，很可能挫伤他们的学习兴趣。因此，古人在此时往往采用教儿童读诗的方法，是很有见地的。唐宋以后，古代蒙学在儿童识字读书的过程中，除韵文读本外，常常教读一些优美而浅近的诗歌，并逐渐成为蒙学中一项固定的教学内容。这种办法一直实行到民国初年。

古代一些学者非常重视蒙学阶段的诗歌教育，曾编写了许多供学童讽诵的诗歌读本，如《咏史诗》、《神童诗》、《训蒙诗》、《小学诗礼》、《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其中，《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是古代最著名的蒙学诗歌教育读本。此外，还有一些较好的诗歌选集（如《文选》）和著名诗人（如白居易）的名篇也是蒙童学习诗歌的教材。

古代一些大学者、教育家很重视蒙学阶段的诗歌教育，如程颢、朱熹、王守仁等。

程颢是理学家，也是诗人。他对蒙学诗歌教育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