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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8月21日，对很多人来说只是个普通日子，在记忆的相册里没有留下一点图片；可是对于新东方的董事长，日理万机、繁忙不堪的俞敏洪来说，这一天发生的点点滴滴，仿佛已经刻录在他大脑的硬盘里，是那么清晰而怪诞，像一幅浓浓阴影的抽象画。

当时俞敏洪独自住在北京上地小区，他的住宅在小区的三层楼上。

这一天，晚上下班后，俞敏洪带着同路的杜子华开车回来。因为自己住，不爱做饭，他建议在北体附近的饭馆吃完饭再回，“老杜，这两天干活挺累的，吃个甲鱼吧。”两个人吃得酒足饭饱，心情愉快。

把杜子华送走后，俞敏洪独自到家已是晚上9点多了，他上了单元楼梯。

那是个没电梯的旧楼，二楼三楼连灯都没有，大多数情况下俞敏洪都是摸黑爬楼。对于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俞敏洪来说，摸黑爬楼梯简直不成问题，就像小时候玩游戏。这一次俞敏洪还和往常一样轻松，吃饱后懒洋洋地往上走。

当俞敏洪走到二三楼之间时，发现上面冲下两个高大的黑影，把他包夹住。他刚觉出有些不妙，就感到胳膊一疼，手臂被其中一人扎了一针。俞敏洪都没来得及呼救，就昏倒在地。

这一场灾祸突如其来，一切只发生在转眼间。当俞敏洪醒来时，发现自己就像香港警匪片里的受害者，被捆绑得像个粽子似地扔在自家床上，手脚动弹不得。昔日讲台上谈笑风生、指点江山的俞老师现在心情一片灰暗，万分沮丧，这里真的就是丧身之地？

麻醉剂的药力过了一些，俞敏洪觉得头脑清醒很多。电话求救，是他的第一个念头。绑匪太轻视这个高高瘦瘦的书生，以为昏迷的俞敏洪再绑几下就是待宰的羔羊了，哪里知道他在农家有过丰富的人生历练。对生命的珍视、对生存的渴望都促使他用尽全身仅存的力气，坚持坐起来，又努力地滚到床下。电话就在客厅里，离床有十几米的距离。这段距离可能就是生与死的距离。

这一次从卧室到客厅是他一生中最艰辛的路程，虽然距离如此近，可是既要对抗着麻醉药的昏厥感，绑着的双腿又僵硬不便，每一次蹦跳后，他都要大口喘气，一下、两下……在历尽磨难后，他终于跳到电话旁边，可是拿起电话筒又成了一个难题。由于手也被牢牢绑着，只好试图用自己的下巴去磕电话键，这对于身体虚弱的他来说太难了。

突然，“铃铃铃”外面打进电话来，俞敏洪赶紧用下巴磕下了免提键。

电话里面传来杜子华那无比亲切的声音，俞敏洪用尽仅存的力量说出一句话：“老杜，我被绑架了，你赶快通知我姐夫来，或者是其他人，赶快来。”再次昏倒在地。

当俞敏洪再次睁开眼睛，已是在急救中心的病床上，旁边医生的表情很困惑，问：“匪徒打给你的麻醉剂是动物园专用于大型动物的，剂量大得吓人，推的速度又很快，你居然没死掉。你是不是抗麻醉体质？”

俞敏洪想了想：“我能喝一斤半白酒。”

据办案的警察讲，之前有两个被害人遭遇了俞敏洪一样的厄运。他们都是被推入大量麻醉剂后就命亡了。俞敏洪的不同结果，原因可能就在酒量上。

这个书生校长可能就因为这大酒量而死里逃生，而他过人的酒量又是为了新东方的生存发展而练出来的。人生真是奇妙，在漫漫人生长河中，此时的苦恼与烦忧也许就是彼时救命的本钱，俞敏洪在以后的讲课中又多了个有力例证。

第一节　擦肩死神：两遭绑架（2）

俞敏洪取过诊断书，几个字“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跃入眼中，他眼泪夺眶而出，重获生命的滋味是如此复杂而美好。

有好事的老师后来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故事说：老俞醒来后先拍拍脑袋，看能否记住单词；然后再试试舌头，看能否讲英文。虽是笑谈，但也没有错。如果俞敏洪真的被药物弄坏了头脑，记不住单词，讲不了英语，那么他的事业何以存在？他的价值何以体现？新东方失去了他又将走向何方？

这次抢劫，俞敏洪在物质上损失并不大，家里被抢走了一些现金和一部摄像机。俞敏洪最心疼的是摄像机里女儿一岁到三岁的成长记录，那是他在疲惫烦恼时的消愁剂，是他珍藏的无价之宝，却被劫匪抢走，然后当作废物抛弃，这刺伤的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心。

当俞敏洪康复后，他立即在新东方召开重要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俞敏洪的自我批评。走过生死边缘方有大彻大悟，对于纷繁人事也能换一个角度来观照。他承认，自己的生命并非属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