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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还想说两句关于香港的题外话：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从最开始就借鉴了太多的香港模式。我本人并非学经济的，没有能力去客观判断这种做法正确与否。但是直觉告诉我：长期这样下去绝对不行！香港地少人多，没有立足之本，说得直白点就是“只有投机才能生存”。那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名号，很多中环上班的西装友都明白，说得好听点其实是“国际避税中心”，说得不好听点就是“国际洗钱中心”！如果不是封闭了几十年的中国需要一个透气的“窗口”，香港不要说上海，连广州都比不上……这样一个靠投机起家的经济模式，这样一个客观上牺牲了10亿人民幸福换来500万人优裕生活的经济模式，他妈有啥好借鉴的？香港有句俗语“厌人穷憎人富，人情凉薄”，说的就是他们自己，也是普通港人对香港经济社会的反思……这样一个畸形的经济形态，高地价高楼价，人人炒股疯狂投机，波峰低谷来回过山车，老百姓周期性的被“洗劫”，香港出于自身的条件所限而被迫选择这种模式，无可厚非；但是中国大陆为什么要去学？……我虽然知道答案，但是我没有资格评论，因为我自己都在给总BOSS做事，只能留给时间评说。

回大陆后，我和Pauline在广州呆了几天，然后她回上海去见陈原，我回成都。我们的工作并不需要随时在办公室呆着，没有任务的时候，各自回家做些research还挺不错。

后来数年我的工作就一直是这样：香港北角那边没有case过来的时候，我把行头收拾好，放在广州天誉花园的一个套间里，然后换上T恤牛仔裤回成都。在成都是一个放松和休息的阶段，我故意不嫌麻烦的这样来回跑，为的只是让自己不要太“脱离正常生活”。但其实后来发现根本没用，不可能放松的下来的，这一行是90％的research　＋　10％的attack……

不过还好，在成都这几年通过一个BBS认识了一些臭味相投的朋友。和你们在一起的日子很开心，谢谢你们！^_^　（知道你们正在看，看完谁组织一下今晚的饭局？）

大约过了半个月，我突然接到邓蒙的电话“有件事情想给你说一下？”

我问“什么事？”

他很长时间没吭声，然后叹口气“你能不能马上到上海来？我们见面再谈”

“好！”

闸了电话后我仔细想了想，明白了：邓蒙一定是碰到了什么不愿意让Christy知道的难题，所以想先和我说，毕竟我现在是Christy在大陆的代理人。而且没有猜错的话，Pauline一定已经和邓蒙见过面了，是她让邓蒙给我说的。

等了半小时，Pauline的电话果然过来了，不出所料，是大问题“邓蒙那里现在只剩他一个人了！”

我想了想，开口“告诉邓蒙别乱动！别让北角上海办事处的那两个女人知道他那里出问题了！”

北角上海office有两个MM，都他妈是骚女，年龄不小又没成家、嚼舌头吊凯子是主要日常生活的那种。这两个女人都是Christy的旧相识，两个一前一后做过Christy以前在上海投资的一家公司的总秘。她们的level比起Sandy来简直他妈差太远了！先开始老子一直对Christy的这种做法有点怨言，这种典型cheap　girl还留着做什么？她们又不知道北角的真实身份，就是两个office花瓶，他妈上海遍街都是……不过后来我渐渐明白了Christy的用意：北角在大陆的两个办事处，本来需要的就是这种无脑MM。像Sandy那种女孩子是不能用的，太精明能干的MM内心不安分，作这种混日子的“后台人员”反而容易出事！

我立即上Ctrip定了2张票，然后收拾好东西往机场赶，在出租车上给陈原打了个电话“去和Pauline碰头！”。晚上7点到了广州，以最快的速度冲到天河，上楼换好衣服，揣上三部手机（广州上海成都不同的卡）和那本老鹰国的绿色护照，锁门，下楼，打车，再冲回机场，晚上10点过的时候爬上了到上海的末班机。

和他们坐在一起的时候，已经半夜了。这个南京东路上的写字楼里只有我们一家还亮着灯。我隔着玻璃看看邓蒙办公室外面空荡荡的工位，问邓蒙“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