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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份。

1930年4月14日《时报》载：“（苏州）市立小学教师费，积欠已久，市小学教员，大半无米为炊．仰屋兴嗟。市立胥江小学教员单鼎襄、孙信良等，以生活维持无方，学童课业，又不能任其中辍，故决定于每日课后，习拉人力车，以维生活。”1930年4月，江都小学教师亦因索欠而停课，其停课声明称：“……计至现在为止，除旧欠五个月不计外，新欠又达三个月以上。同人等服务教育，受俸本微，处此米珠薪桂之秋，已感生活竭蹶之苦，近复从公数月，不获一钱，个人不得一饱，遑论仰事俯畜之资。同人等受苦之深，已达极点，……自即日起，一律停止工作，专事索欠，及力谋以后生活之安定，图穷匕见，事非偶然，生计所关，情非得已……总之，同人等此次停止工作，实受生计压迫所致，迥与无理取闹者不同……”

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办的《东南日报》曾报道：“长兴的小学教师，苦得竟比灾民都不如；因为这学期只发得22年度3月份一个月的补助费，总计共欠9个月。……所有区款，又因废除苛杂，已废光了！所以经费来源已告断绝。在这种情形之下的小学教员，除中途停闭打铺盖滚蛋外，其余都是靠当当头吃山芋、烧饼等度日……但是这倒还不算什么，最可怜的，是某校某教师，因为当局不发款，一家老小维持不下，竟将他十四岁的妹子（现已五年级了）以八十元的代价，卖给渔船里做小媳妇，虽经我们流泪的相劝，但到底终为生活所迫，劝不回来！”

《东南日报》就此曾刊登数则教员来稿，有一署名“苦教员”者写信诉苦说：“我们长兴小学教师的待遇向来就很微薄，（普通每月20元左右）自从前年（1933年）打了一个9折，就觉得不敷应用了，到了去年，又是打了一个八折，九折后再打八折，一共不是成了七二折吗？假定是20元一月的收入，岂不是只剩14元4角了吗？扣去了6元的膳资，余下的8元4角，叫我们怎样的支配呢？！可是教育当局，不顾我们的死活，一扣再扣，扣了又欠，欠到现在已经有10个月了，（去年6月下半月起至今年4月15日止）难道我们做小学教师的，饭都不要吃的吗？衣都不要穿得吗？我们的家庭，也随着我们饿死吗？欠了人家的钱可以不还吗？将来的衣食，向那里去赊欠呢？”

1934年9月29日《东南日报》又有报道称：“说到他们（指小学教师）的代价呢，实在可怜得很，最多不过十五六元，少则四五元，较之现钱交易的黄包车夫，不及多多，一连欠了四个月的薪，家庭中的老和小，暂且不去顾他，就是个人生活，也难维持。因之在初欠薪的时候，向人告贷；继则挟了大包小包的衣服，向长生库里跑；近来可愈弃愈糟糕了，日复一日的欠下去，弄得来借已无门，当亦无衣，一日三餐，将到了没有着落的日子，一切的寒衣，还安居在高墙头里，学校办公室的教员，好似监狱署里囚人，大家只有相对而泣。改业吗，人浮于事，不敢轻易尝试，苦干吗？！只有饿死一条路。唉！这是余杭的神圣教育，这是余杭神圣的教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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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幕谁晓教师泣血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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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幕　教育一刻拖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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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大早罗杰就赶到了邓本殷的宅邸，对于这个摇钱树，邓本殷自是不敢怠慢，在书房之中接见了罗杰。

“几天不见，邓指挥可是越来越精神啦！”

邓本殷见罗杰进来，放下手中的笔，对罗杰做了个请的手势，说道：“可不是么，每天只要想到你那抗生素x啊，我这心里可就舒坦的不得了！不知道你那厂子什么时候才能建成啊？咱可是等得着急啊！”

罗杰笑了笑，说道：“现在工厂虽然基本建成，设备什么的都安装好了，但是工人却还不到位啊，这让工人熟悉生产也还需要一段时间，现在只是试生产，估计等到下个月应该可以正式投产，还望邓指挥多多包涵。不过我现在手上有一批样品，本来是打算给那些代理商的，既然邓指挥等得着急，那就先给邓指挥，晾一晾那些个洋鬼子也好。”

邓指挥摆了摆手，笑道：“呵呵，本来我是不该要你这些样品的，不过现在这八属之地的财政是入不敷出啊，对于罗老弟的好意，我就代表八属人民笑纳了。罗老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情么？莫不是又有什么新生意要做，想拉着咱参上一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