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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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汪,你有学问吗?”

老汪红着脸:

“拿纸笔来,我给你做一篇述论。”

人:

“有,咋说不出来呢?”

老汪叹息:

“我跟你说不清楚,躁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

但不管辞之多寡,在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

“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

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东家老范家落下了脚。这时老汪已经娶妻生子,人也发胖了。东家老范请老汪时,人皆说他请错了先生;除了老汪,别的流落乡间的识字人也有,如乐家庄的老乐,陈家庄的老陈,嘴都比老汪利落。但老范不请老乐和老陈,单请老汪。大家认为老范犯了迷糊,其实老范不迷糊,因为他有个小儿子叫范钦臣,脑子有些慢,说傻也不傻,说灵光也不灵光;吃饭时有人说一笑话,别人笑了,他没笑;饭吃完了,他突然笑了。老汪嘴笨,范钦臣脑子慢,脑与嘴恰好能跟上,于是请了老汪。

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学堂过去是牛屋,放几张桌子进去,就成了学堂。老汪亲题了一块匾,叫“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匾很厚,拆了马槽一块槽帮。范钦臣虽然脑子慢,但喜欢热闹,一个学生对一个先生,他觉得寂寞,死活不读这书。老范又想出一个办法,自家设私塾,允许别家的孩子来随听。随听的人不用交束脩,单自带干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本不打算让儿子们识字,但听说去范家的私塾不用出学费,只带干粮,觉得是个便宜,便一口气送来两个儿子:二儿子杨百顺,三儿子杨百利。本来想将大儿子杨百业也送来,只是因为他年龄太大了,十五岁了,又要帮着自己磨豆腐,这才作罢。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随听的人,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如杨百顺和李占奇,身在学堂,整天想着哪里死人,好去听罗长礼喊丧。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他对《论语》理解之深,与徒儿们对《论语》理解之浅形成对比,使老汪又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

“我讲你们也不懂。”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由于双方互不懂,学生们的流失和变换非常频繁。退学是因为不懂,又来上学的人还是因为不懂。由于学生变换频繁,十里八乡,各个村庄都有老汪的学生。或叔侄同窗,或兄弟数人,几年下来,倒显得老汪桃李满天下。

《一句顶一万句》 第一部分 出延津记 第三节(3)

老汪教学之余,有一个癖好,每个月两次,阴历十五和阴历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野地里本来没路,也让他走出来一条路。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东家老范初看他乱走没在意,几年下来就有些在意了。一天中午,老范从各村起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从马上跳下来,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老汪又要乱走,便拦住老汪问:

“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

老汪:

“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

没法说老范也就不再问。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汪吃饭,吃着吃着,旧事重提,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角上哭着说:

“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这下老范明白了,问:

“活人还是死人?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

老汪哭着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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