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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小姐在塞思·理查森的复审委员会出庭时，她的律师保罗·波特提出，她之所以被控诉，可能因为有隐怨。主席回答说，“有五、六份材料的检举人，是经联邦调查局证明为经验丰富和完全可靠的人。”尽管在波特追向之下，理查森还是不肯说检举人姓名。后来他又说即使他想说也不可能，因为“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或在那方面有过什么活动。”理查森的委员会的一个委员，提到档案里一处指控之后，就出现下列对话：

『委员会一委员：还有另一条说，大约1936开始，检举人就注意你。（你）那时是在哥伦比亚特区进行活动的所谓共产党“秘密小组”的成员。

贝利小姐：首先，我过去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有一个所谓“秘密小组”。这种术语对我是陌生的。我可以发誓也可以满有信心表示，我当时不是，而且从来也不是共产党党员。

委员会一委员：又有一个检举人说你过去是一个共产党党员，因为他知道你过去七、八年都和一个人所周知的共产党员有来往，这是向我们提供的材料的一部分。

波特先生：这是片面之词。我认为不能作为证据。

理查森主席：它是证据。

波特先生：虽然我们知道没有作用，但我们再一次提出要术：应该让这个被告或她的辩护律师知道这些恶意的流言蜚语是那里来的。

理查森主席：显然，这是无补于事的。如果这证词是真的，它就不是流言蜚语或是恶意的。我们把证词公开是有困难的。

波特先生：是在宣誓之下提出的吗？理查森主席：我想不是罢？

委员会一委员：提供在哥伦比亚特区共产党活动情报的人是一个担负重要职务的人。

贝利小姐：你知道么，就是这点使我担心：如果在这里宣判我有罪，提出这些控告的人就被认为是可靠的证人了；但他们并不可靠，因为这些控告并无事实根据。而且，不管说的什么都不应该增加这些控告的可靠性。』

她的上诉被驳回了。被告提出委员会的复审程序是对宪法规定的各项人权保证公然蔑视，理查森只好求助于没有实际意义的废话，说什么政府任职是“不同于一般的特殊情况，不存在权利问题。”接着，他看了一下日程表，考虑下一批无头案，开始与他的同事商议对策。这就是在坚决反共分子主持下的法制。

在官僚政治的长期历史中很少有这次这样浪费时间和浪费纸张的。甚至在理查森的袋鼠法庭【这是美国口语指可以随意跳过正常法律程序而进行审讯的法庭。——译者】里，虽然被告处处被置于不利地位，但象贝利小姐那样定罪也是罕见的。在实行忠诚调查那五年期间，联邦调查局甄别了三百万以上的美国人，对一万人进行全面调查。对九千零七十七人提出初步控告，其中有二千九百六十一人由地方忠诚审查委员会传讯，有三百七十八人被解职。一个国会委员会要求理查森对他的裁决进行总结，他说：“纪录中一个案件也没有发现，一个间谍案件的证据也没有发现。联邦调查局没有发现半点证据可以说明某一案件牵涉到间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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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1848年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写道——那是“共产主义的幽灵。”现在，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年以后，同样一个幽灵的影子又笼罩着美国全国。这很难讲得通；比如理查森就一直向国会议员夸口说：没有发现过间谍。那么说，间谍一定是被这些调查人员赶跑了。这种颠倒的逻辑并不只是运用于联邦雇员身上而已。到纽约参加科学会议的艾琳·居里【法国物理华家，名物理学家居理夫人的女儿，约里奥·居里的夫人（1897－1956年）。——译者】就被拘留在埃利斯岛【移民局检查站设在纽约港口该岛。——译者】过了一夜。有几个匿名电话报告说，她可能是敌特。《自由》杂志发表了一篇帕纳尔·托马斯写的《我们原子弹工厂里的赤色分子》，含沙射影地说，科学家们都可能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分子，于是有一个时期，政府几乎无法聘请到年轻的核物理学家。【登载该文时，帕纳尔·托马斯是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主席。他于1949年12月3日被判犯诈骗罪，被罚款一万元，锒铛入狱。】有些医生订阅美苏医学协会发行的在美国出版的专业杂志《苏联医学评论》，只好要求该杂志用白纸包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