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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因比科恩漂亮。他是个长着金发的、懒洋洋的青年，脸孔和身材都象个正在发育中的希腊神。他生长于富贵之家，是安都弗学院和哈佛大学1949年的毕业生。由于他自己有个贴身仆从，和一辆巨型的有电话和无线电收发两用设备的黑色敞篷车，所以在哈佛期间就很惹人注意。哈佛的《绯红》小报描写他去参加聚会时说：

『他从车里报话说：“这是戴维·沙因。我的车子现在经过科普利广场。请告知前进方向。”接着不久，又报话说“这是戴维·沙因。我现已到了肯莫尔广场。请告知我如何前进。”』

他也和科恩一样，对共产主义发生兴趣。他在学校里写了一篇关于共产主义的文章，后来印成了一本总共六页的小册子，题目是《共产主义的定义》。后来沙因成了名，《时代》周刊称这小册子为“出奇的简洁”。可是《纽约人》就不那么客气，说“它把俄国革命、共产党成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等等大事都写在这些大事并没有发生的那些年份里。它把列宁的名搞错了。它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搞混了。把马克思和列宁搞混了。把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和李沃夫亲王搞混了。它把十五世纪的乌托邦主义和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搞混了。”到了这时，要想找这本书就很不容易。但当《共产主义的定义》开始发行时，在沙因的旅馆业系统中，它还是和吉迪恩会【这是国际基督教徒组织，其工作是筹措款项，购买《圣经》，放在各旅店的房间里。——译者】的《圣经》放在一起；沙因旅馆业系统所属旅馆有迈阿密市的罗尼广场饭店，奥尔巴尼市的坦艾克饭店，洛杉矶市的大使饭店，阿特兰大市的里兹·卡尔顿饭店，博卡·拉顿市的博卡·拉顿饭店。有一位客人读了这本书感到很高兴，那就是本杰明·舒尔茨。这位犹太教拉比是一个“美国犹太人反对共产主义同盟”的头头。舒尔茨拉比找到这个沙因，并把他介绍给乔治·索科尔斯基。通过后者，沙因认识了科恩，而通过科恩，他又认识了麦卡锡。

把一位亿万富翁放在小组委员会的雇员名单上是难以想象的。而且，如果谈到国会山里的所谓“资格”的话，沙因也没有什么资格。1953年初，科恩劝麦卡锡委派他这位新朋友为心理战的总顾问。本来这个职务根本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是科恩自己别出心裁而已。但沙因很乐意义务效劳。这两个青年人在沃尔多夫饭店塔楼设立了临时总部，因为沙因在那里有长租套间。他们在那里策划对“美国之音”进行别出心裁的调查。他们悄悄地要求这个组织的雇员，秘密告发那些思想习惯异于寻常的同事。当麦卡锡谈到他有“忠实的美国地下运动”支持他时，他心里指的就是这些告密者。后来在弧光灯下进行电视实况转播的听证会后，报界普遍认为，这位参议员的这两个精力充沛的门徒，已把“美国之音”弄得人心惶惶。科恩和沙因当时才二十六岁。他们真不知会闹得伊于胡底。

他们飞去欧洲。在4月4日复活节那个星期天，他们在巴黎出现。接着十八天闹得天翻地覆，在欧洲各个首都进进出出，神气活现地摆出架势让记者们拍照，充分利用他们作为美国国会代表的权力与特权。不管走到哪里，他们后面总跟着一群兴高采烈的记者，他们一起唱：

『没有错，科恩先生，

完全对，沙因先生！』

或者唱：

『啊，科恩沙因照东方！

啊，科恩沙因照西方！

麦卡锡心里就知道

科恩沙因指何方！』

到了1953年后半年，麦卡锡周围的人很清楚，他对白宫已经是不怀好意了。感恩节前两天，他就把问题公开。11月16日，哈里·杜鲁门在广播中，曾尖锐地提到“麦卡锡主义”问题。乔要求给他同样的广播时间来就此进行答覆。一些广播公司也象政府一样，拼命想讨好他，于是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但广播开始了几分钟以后，这位参议员就不是向着杜鲁门而是向着艾森豪威尔发泄他的怒气了。在前一个星期里，艾克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不知道麦卡锡主义是什么。这时麦卡锡恶狠狠地说，他就会知道的。艾克曾表示他有信心能把政府里的危害安全的人物清除出来，到了下一年国会议员竞选时，政府里有无危害安全的人物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但参议员对他的无线电和电视观众说，这还差得远呢。“客观的、冷酷的、不愉快的事实”就是“共产主义还是一个问题，到了1954年，也还是问题。”

当然，他象煞有介事地说，在这方面共和党政府做得比民主党好得“不知多少”。但有“几个案件，我们打球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