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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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重申一下，毛泽东虽然认为认识过程的三个阶段相互依赖，但他强调的侧重点是革命实践阶段。他说，如果将认识过程停留在理性认识阶段，“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37］。“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38］实践之所以是关键，是因为没有实践，认识就没有完成。毛泽东指出，这如同学习语法和逻辑的规则一样，学生在实际应用这些规则之前，他们的理解是不完整的。［39］实践更为重要的作用，按照马克思的指示，就是通过革命能动地变革世界，而不仅仅限于解释世界。［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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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与行（6）

再说一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运动被说成是一次飞跃，因此，我们应当再一次设想，这种运动是以对立力量的冲突为基础的。像以前一样，对于在认识过程第三个阶段造成辩证飞跃的矛盾，毛泽东并没有作出规定。然而，似乎很清楚，这里涉及的对立面是产生于概念形成阶段的新认识与尚未改变的世界（一个正像其开始被感知时那样的世界）之间的矛盾，因为这种新的认识实际上是一种对变化的要求，而世界尚未与这些新的认识相一致。认识到这二者彼此矛盾，才会产生更深入的思考。关于一个问题与其解决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般的看法是前者大致应当与后者相一致。但在毛泽东的思想框架中，却认为问题的解决与问题是一种矛盾的关系，而不是两者相符合。把矛盾概念引入认识过程的这个特定阶段，突出表现了毛泽东的认识过程观的革命倾向，而不是改良倾向。

用图式来表示毛泽东上述有关认识过程的分析，也许有助于阐明我们的论点：

用这个图式来描述毛泽东在1937年的讲演中所阐述的认识过程，还需作两点说明。第一点与毛泽东运用辩证法的机械性或操作性特征有关。毫无疑问，这里叙述的矛盾与某些评论毛泽东的学者所鼓吹的有机的、自然的辩证法毫无共同之处。［41］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并不认为对毛泽东所理解和运用的辩证法做这种概括是不准确的，因为这种理解和运用，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与其说应归因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不如说应归因于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然而，在发生变化的地方，必须要考虑他做这种阐释的背景。做出这种阐释的那个讲演是在抗日军政大学的一个班进行的，这个班的成员主要是红军干部，他们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但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却几乎一无所知。在教学中，毛泽东试图用简洁明了、直截了当的方式来讲解复杂而又模棱两可的认识过程，这可能使他对认识过程的叙述不像他本人所理解的那样，反而带有较多的机械性。我自己在此详细阐述并澄清他已经做出的说明，其目的就是想表明，他的那种叙述并不是像表面上那样机械和死板。［42］第二点，这里提出的三阶段认识过程，以一种与毛泽东在其他地方关于这种内在关系的论述不一致的方式，使实践和感性认识的相互关系变得含混了。在观察者理论家的角色与革命行动者的角色发生分离的地方，可以找到出现这种失误的线索。毛泽东指责使一部分人从事与现实世界脱离的精神劳动的分工是“唯心主义的”（因而也是不合理的），这表明上述失误并非他的本意。［43］在上面引证的一段话中，他把感性认识和实践相提并论（“认识来源于实践”），这进一步表明上述失误不是他的本意。这样一种公式虽然表明了他对两种活动的内在联系的看法，但把两种我们通常认为是非常不同的活动（一种是认识世界的活动，一种是基于这种认识而采取的行动）相提并论，又使他的阐释发生混乱。毛泽东的本意究竟是要论证感性认识活动本身就是实践，还是要指出人们是在实践过程中感知外界的，现在还搞不清楚。

论知与行（7）

1937年后毛泽东的认识论思想在其讲话和著作中的演变是一个逐渐的过程。［44］1942年他对创立理论的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仍包含着他在1937年所运用的三阶段公式。然而，在谈到其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主要来自书本的、新近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情况时，他确实清楚地阐明了自己在观察者和行动者分离问题上的看法。他坚持认为，那些知识分子只有参加到实践活动中去，并研究实际问题，他们的认识才是完全的。不过，在此，他认为这种分离是可以弥合的，因而是暂时的问题。这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