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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力量击中了我的心，从始到终我的眼泪就没有断过。这样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能这样面对自己的罪恶，得有多大的勇气！”��

极大的恶与至纯的善的淬激使王选明白：“我们揭露是为了记忆，而记忆并不是为了恨。我知道当我站在法庭上发言时，王选这个名字已经没有意义，我也不仅仅是一个原告，我代表的是屈死的灵魂，是人类的正义向邪恶发出声音。”

漫长征途的起点

王选回忆说：“1998年2月16日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开庭原告代表的《陈述意见》也许是过去的东西了，但它是一封百姓的宣言，记录了我们纯真的热情和理想；它是我们漫长征途的起点，我们勇敢迈出的第一步。”王选的语调很轻，但很感人，说到动情处，她哭了

1998年2月16日，东京地方法院103号法庭。

王选一身青衣坐在原告席上。

原告总代表王选陈述起诉理由。原告王丽君、胡忠贤作受害证言。

原告辩护律师席上，坐着10名日本律师，领头的是土屋公献。

被告席上应诉的是日本政府代理人、日本政府内阁法务省大臣松蒲功派的代表川口泰司、渡部义雄、前泽功、川上忠良、近藤秀夫等五人。

辩护团团长土屋公献首先陈辞：“爽快地承认以往犯下的反人道罪行，明确承担责任，向受害者谢罪，绝不违反日本的‘国家利益’。这是与亚洲邻国和世界建立信赖关系不可或缺的条件，是用金钱换取不到的巨大的‘国家利益’。所以，作为被告的日本政府不应回避对是否使用过细菌武器这一问题做出回答。……我强烈地期待本法庭能够诚实地遵守业已确立的国际法各项原则，认真积极处理数十年前发生的本诉讼案件，恢复受害者作为人的尊严。”

接着，椎野秀之律师陈述《731部队的罪状》，萱野一树律师陈述《被告的细菌战所造成的中国六地区受害》，多田敏明律师陈述《细菌战犯罪逃避了战争责任》，西村正治律师陈述《发现井本日记的重大意义》，鬼束忠则律师陈述《本诉讼案所适用的国际法》，一濑敬一郎律师陈述《法院应依据事实彻底审判细菌战犯罪》。

各位律师详细列举了日军对衢州、宁波、常德、江山等地直接实施细菌战导致鼠疫、霍乱流行，以及由于对衢州实施的细菌战引起了义乌、东阳、崇山村、塔下洲的鼠疫流行，造成大量平民死亡，并给原告造成损害的事实。而且用事实证明，侵华日军731部队、1644部队等根据天皇“大陆命（大本营陆军作战命令）”和陆军参谋总长的“大陆指（大本营陆军部作战指令）”，在1940年到1942年间多次在中国实施了细菌战，实际受害地区比本案原告所在地广泛得多。

漫长征途的起点（2）

在辩护律师陈述之后，来自浙江宁波的胡贤忠讲述他家在细菌战中的受害遭遇。

“我叫胡贤忠，今年六十六岁，中国浙江宁波人。我清楚地记得，1940年10月下旬，涂着太阳旗的日本飞机在宁波开明街上空盘旋，洒下一片淡黄色云雾。11月初，我姐姐突然头痛、发烧、脸越变越红、意识朦胧，同时大腿淋巴结肿大，没有食欲，最后连水都喝不下去。家人想尽了办法，姐姐还是死了。姐姐死后不到10天，弟弟、父亲相继染上鼠疫。我弟弟刚死，父亲又病重。这时当地全副武装的防疫人员来到我家，把我父亲送进了隔离医院，从此我再也没见到父亲。没几天我母亲也染上鼠疫，被送进同一家隔离医院，最终死在那里。从八岁起我成了孤儿，备尝人间凄苦。我从内心里憎恨细菌战，不能饶恕731部队！”

第二个作受害陈述的是来自崇山村的王丽君，她说：“我的家乡崇山村是一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村民们勤劳善良，安居乐业。我和父母及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住在崇山村松树厅附近。最开始是哥哥王焕光和姐姐王福妹感染上鼠疫，然后是姐姐王佛菊和母亲也病了。日本兵烧村子那天，哥哥死了，两个姐姐病得不能动，父亲花了好大力气才把她们从着了火的房子里背出来。父母和我逃到了田里。父亲用席子给二姐做了张床，因为她还发着烧，其他人睡在地上。可是到了晚上，二姐还是死了。亲人死了，家中的财产也都被烧光，无吃无穿，无处居住。正是寒冷的冬天，没有人敢收留我们，幸亏母亲娘家的人有时给我们送点饭。

日本军队除了撒放鼠疫病菌以外，还像用动物做实验一样，用活着的村民做活体解剖。他们根本不把我们中国人当人看，他们彻底践踏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