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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自然会让他们通过。”就这样，墨西哥方面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修改了本国的法律，在所有权方面放松了对AIG　的限制。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汉克便立刻授意休·凯雷签署通过纽约法案。就这样，汉克最终得到了墨西哥分公司的大部分股权，而纽约州也允许纽约的金融机构可以更容易地购买墨西哥债券。在整个过程当中，最美好的一点就是，墨西哥只允许AIG　一家外国保险公司在其境内拥有超过半数的股权，其他保险公司却无法享受到这种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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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沙巴尼和人质危机（1）

大约就在1979　年伊朗人质事件爆发之前六个月左右，AIG　遇到了其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挑战。这次故事的主角是沙巴尼（）　，一位伊朗裔美国人，在此前的20　年时间里，他一直在AIG　加利福尼亚分公司担任一个无关痛痒的职位。20　世纪70　年代，格林伯格从AIG　的电脑名单里发现沙巴尼会说波斯语，并可以胜任在伊朗的工作。于是格林伯格就分配给了他一项新任务：说服伊朗当局允许AIG　成为第一家在伊朗运营的外国保险公司。

沙巴尼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说服一位当时在伊朗政府任部长的老朋友，希望能够得到许可，让AIG　在伊朗开展业务。除此之外，沙巴尼还跟自己的妻子离了婚，娶了伊朗国王的秘书，而这位秘书的哥哥是国王姐姐的情人，而国王的姐姐又对国王本人有实质的影响力。于是几乎一夜之间，沙巴尼成为伊朗国王的座上宾，每个星期六都可以参加皇宫的网球赛，并且迅速跻身德黑兰的上流社会。最后，在1975　年，伊朗政府通过法令，允许AIG　成为本国的第一家外国保险商。沙巴尼顺理成章地成为AIG　伊朗分公司的总经理，公司也取得了迅猛的发展。

但好景不长，1979　年，国王逃离德黑兰，当时AIG　负责中东事务的副总裁碰巧人在伊朗，困在伊朗三个星期，就在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　回到德黑兰之前，他才乘坐飞机逃离伊朗。可沙巴尼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阿亚图拉政府没收了AIG　的财产，并把沙巴尼投进了监狱。

格林伯格亲自负责营救沙巴尼的行动。“我们不仅要把沙巴尼救出来，还要把他安全的运出伊朗。”格林伯格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他和他的家人负有一份责任。否则这件事情就会给我们在全球各地的员工造成巨大的心理震动。他们也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让他们感到安全，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AIG　立刻全体总动员；格林伯格召集了所有必要的人员集中精力完成这项工作——每当格林伯格想到某个计划或想尝试某件事情的时候，他总是会立刻召集一个专门的小组来完成他的构想。我立刻被派往休斯顿，任务是去那里寻找一个外科医生——他的弟弟是当时伊朗的外交部长。不幸的是，那位医生告诉我，他的哥哥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实权了，而且他将很快离开伊朗（　后来也的确如此），所以根本无法帮上我们。而此时我们一贯的盟友，美国政府，也束手无策了。由于美国政府基本上没有跟伊朗革命政府建立任何外交关系，所以AIG　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第一个原则——利用美国政府的权力来帮助自己实现目标——根本无法发挥作用了。于是AIG　的执行官们只好满世界地寻找其他途径来解救沙巴尼。

很长时间过去了，营救行动依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时负责中东

事务的诺丁汉姆和我一起去华盛顿参加国务院（Foggy　Bottom）　的会议。“现在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了，”有人告诉我们，“伊朗人说他们搜查了沙巴尼的办公室。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发现了一条女人的裤子和一些毒品。要知道，在伊朗，毒品和通奸都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有时甚至会被判处死刑。这立刻让我们陷入了非常不利的境地，使得我们根本没有机会来要求伊朗政府释放沙巴尼。”　“太荒谬了，”诺丁汉姆回答，“我知道沙巴尼根本不吸毒，也不会买卖毒品，他对妻子也很忠诚。我们应该用其他方法，把他救出伊朗。如果伊朗人真的找到证据——我是说如果——那就是故意栽赃。”这位官员感觉有些难以置信，但解释说即便诺丁汉姆所说的是真的，伊朗人也会找到其他说法继续扣押沙巴尼。接着诺丁汉姆问，当一位无辜的美国公民被陷害关进监狱的时候，美国国务院通常会怎么做，这位官员立刻火冒三丈，说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人救出来。他答应会“积极跟进这件案子”，然后就结束了这次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