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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哪家报社都明白，未来是华东政府的天下，现在最好是少唱反调。

当然也有很多报社带有浓重的文人傲骨，刚正不阿。不过根据夏钧所提出的观点，人们在进行辩证之后发现民主确实不适合中国。

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家，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民族利益一定程度上高于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又是维护民族利益的一个工具。

如果真的民主了，那么国家将变成一个资本家的工具，资本一旦失去国界，那么其后果就是民族利益遭到侵蚀。

此时的中国是一个民族主义思想高度复苏的时期，人们在资本与民族之间，选择的自然是民族。

舆论风向方面的逐渐转变，使的民主共和貌似已经失去了市场。

对于民众的恐慌，华东政府行政部连续下达三道安民令，要求各地人民不要恐慌，积极把秋收工作做好，商人与工人也不要被政治影响了正常生产。

夏钧在忙完了收编北洋军的预算之后，马不停蹄的召集了刘锦山和老丈人李世霖，与他们二人商议组建民族资本社团的相关事宜。

犹太人有共济会，中国也要弄出个非政治社团出来，这样才可以与共济会相抗衡。

夏钧主要对二人详细阐述了民族资本家的概念。

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资本更多地被理解为是一种生产要素，资本家当然是掌握这些生产要素的群体。尽管国际资本是没有国界的，但是国际资本却是以美国为大本营，从而向世界进行扩张。

而民族资本家是有国籍的和民族归属的，资本也是有民族性的，民族资本是为发展民族经济服务的。

如果从生产要素角度理解资本，则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资本及资本家，他们都以民族为土壤，立足民族，发展经济，特别是在重要历史时期，多以民族大业为重，甚至为国家和民族利益慷慨解囊，无私奉献。

如《左传》记载，僖公三十三年，郑文公去世时，郑国防卫空虚，守卫郑国北门的秦兵给秦穆公报了信，让秦国军队来攻打郑国。于是秦穆公派出400辆战车组成的大部队，长途奔袭郑国。秦军走到滑国时，恰遇往洛阳贩牛的郑国商人弦高，弦高打听到秦军的目的，一面派人回国报信，一面假装郑国使者，向秦军主帅献上12头牛，从而使秦军主帅担心郑国已有了防备，不得不撤兵回秦。弦高献牛虽然牺牲了自己的部分利益，但为国家安危而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才是他更值得后人学习的壮举。

在对待商人的政策上，夏钧有过提及，华东政府依旧会继续支持商人，但必须是民族资本商人，而且不能跨越国际界限。

华东政府可以大力支持他们向外扩张，国家军队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但如果他们一旦胆敢向无国界的国际资本方向发展，那么华东政府将直接把这种资本砍掉。

同时夏钧还提出，可以给那些对民族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民族资本商人颁发更大的荣誉，以及一些个人特权。

夏钧的观点得到了刘锦山和李世霖的支持，刘锦山的积极性很高，而且民族主义思想也强烈，而李世霖则是夏钧的老丈人，自然是支持夏钧的。

随即夏钧提出组建华夏会，华夏会分为核心会及外部会两个部分，核心会只存在少数会员，例如夏钧是大会长，现在的核心人员也就刘锦山和李世霖二人。不过核心会以后的成员还会增多，主要的成员就是来自三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银行资本家，第二个方面就是大型企业资本家，第三个方面就是拥有尖端技术的研发型企业。

外部会则是可以吸收社会各界精英，在国内主要是针对那些中型企业和一些有潜力的小型企业，以及一些优秀的商业管理人员、科学家、经济学家、工程师、歌星、影星等。

在编制上，华夏会在内部和外部都和共济会差不多，在国内，华夏会将推行的是民族主义，并且加入华夏会的成员必须签订一个共同遵守的规则，那就是不能做出违背国家与民族的事。

国家则保证不以个人意志损害商人利益，以及承诺商人的人身安全。但民族资本商人在遇到政策调整时，不能有采取卑鄙的手段左右政府，例如刺杀等等。

共济会若是碰上美国动摇了他们的利益，那么总统必然死于非命。而华夏会的规则不同，政府调控也将是为了整个民族的利益去出发，万物阴阳复始，有起有落，政策也不会就是一成不变的，只是根据情况而定罢了，因此华夏会的民族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