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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并不总是消极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科塞（Lewis　Coser）在《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中就认为，社会冲突可以起到一种安全阀的作用，就是说可以起到发泄或释放的通道的作用。当然，谁也不会说，在一个社会中，社会矛盾和冲突越多越好，越激烈越好。但适度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它可以使问题更早地暴露出来，从而为更主动地解决问题赢得时间和机会。矛盾和冲突可以在一时之间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但引发矛盾和冲突的问题却不会因此而消失。关键是我们的社会要为解决这些冲突做出制度化的安排，而不是自己吓唬自己。

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吓唬自己，因为这会变成一种效应，一种社会心理学称之为的“自证预言”的效应。所谓“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是指本来是错误的预言，但因为这个预言影响了后来的过程，结果本来是错误的预言最后得到了证实。稳定的问题就是如此。本来社会中有些问题和矛盾并没有那么严重，但由于把这些事情看得过分严重，该采取的有效解决措施不敢采取，使得能够解决的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矛盾和问题日益积累，结果倒真的变得严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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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结构的弹性

南方周末：在我国的学者中，您是讲问题讲矛盾讲得比较多的一位，前些年还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贫富差距更是您关注的基本问题。为什么在这同时您还特别强调社会是基本稳定的，并且不同意过高估计不稳定因素？

孙立平：为什么在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频发的今天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不大？我觉得我们必须重视中国社会结构弹性这个重要但又往往被人们忽略的因素。不能否认，我们这个社会有很脆弱的一面，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到的是，这个社会本身也具有相当强的弹性。正是这种弹性，使得这个社会能够在面临严重危机的紧急时刻化险为夷。这里所说的严重危机包括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60~70年代的“*”、80年代末的社会动荡等。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经济迅速增长更进一步增强了这个社会结构的弹性。但在我们的社会当中，过去有一个倾向，对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往往过分地高估，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本身的弹性往往过分低估。

仔细分析，这种弹性的来源是多方面的。

第一，三七开或四六开的城乡人口结构，使得这个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处理社会代价的空间。20世纪60年代初的大饥荒为什么没有造成社会的严重动荡，更重要的是社会能在短时间迅速缓过来。这个因素现在也仍然存在。一个社会农村人口还占大多数的时候，是社会弹性比较大，有利于进行关键性制度建设的时期，我们不应当放弃这个机会，一些事情要抢在人口基本城市化之前做。

第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有一种将矛盾或危机分散化的效应。过去各种矛盾都是直接面对政府，现在不一样了，劳资冲突是面对资方的，小区维权是面对开发商或物业公司的，即使涉及政府，也往往是地方政府，在多数情况下连省一级的地方政府都涉及不到。在矛盾焦点分散化的情况下，社会矛盾的共振效应是比较低的。

第三，经济的发展为解决和缓解许多问题提供了条件。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仅增加了民众的收入，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也增多了机会。这些机会的增加，增强了社会自愈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一些哪怕是棘手的问题，余地和空间也要大得多。无论如何，一些事情的解决不能拖到经济不景气的时期，或放到经济不景气的时期来做。

第四，政府掌握和运用资源的能力。起码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政府的手中还拥有相当的资源，政府也具有调动和运用这些资源的能力。这种掌握和运用资源的能力，使得政府在社会危机发生的时候，能够将这些用来救急，用来化解或缓解社会矛盾。

第五，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不同社会群体的追求也呈现更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