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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就是明明知道做不到，却偏偏还要去做的那个人吗（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可见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差不多已是众所周知。

对于孔子的这种精神，我是由衷地敬重。要知道，就连那些“可为之事”，某些人都是不屑一为的，何况原本就“不可为”？不是说孔子样样都对，但这种精神值得敬重。没错，孔子那个时代，确实是问题成堆，积重难返，正所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论语·微子》）。然而，正因为人心世道坏成这个样子，才更需要有识之士挺身而出，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如果天下太平，世间有道，当然可以坐在家里高谈阔论，著书立说，或者在旷野上种棵大树，“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庄子·逍遥游》）。但是，现在树都快倒了，你还睡得着吗？既然睡不着，那么，即便明知以一己之躯扛不住这棵树，也得去扛啊！

何况这个社会总要有人做事，不能都去做隐士。都去做隐士，人类社会就真成动物世界了。不要以为隐士就清高。有真隐士，有假隐士。真隐士真清高，假隐士假清高。区别真假的标准，就看他们说不说话。真隐士是不说话的，要说也是自己说，不强迫别人同意。对他们，我也敬重。最可鄙的是那些冒牌货。自己不做事，还不让别人做。谁要出来做点事情，他们就泼冷水，放冷枪，横挑鼻子竖挑眼，一百个不乐意，一百个不顺眼。这种人，八成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或者站着说话腰不疼，要不就是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清高”。

社会既然总要有人做事，就得提倡做事的精神。而且，为了把话说透，说到底，还得提倡“知其不可而为之”，至少也要肯定、支持、敬重。因为只有当“不可而为”都受到敬重时，那些“可为之事”才会有人去做。实际上，人的一生不可能什么都不做，他总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问题是何所为，何所不为。如果选择的标准只是可与不可，那就只有功利没有道德了。前面说过，道德是必须有超越性的。在这里，人们需要超越的，便正是那个“可”字；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就恰恰具有这种道德的超越性。

六　儒道再评价（5）

这就是“德”了。何况儒家虽然主张“有为”，却并不主张“有求”。他们是“有为而无求”，即不问收获，只问耕耘；只重过程，不重结果。正如子路所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也就是说，他们并非不知道事不可为，或事已难为，甚至一开始就没打算成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那又为什么要去做呢？道义使然，责任使然（行其义也）。显然，他们的“有为”，不是为了别的，只是由于道德本身的要求，只是为了实践自己的道义和责任。因此，如果说他们有所求，那也是只求问心无愧。

问心无愧、尽心尽力以后，儒家便把事情的成败交给了命运（天命）。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总之，做，是我的本分，也是我的责任。至于主张能不能推行，主义能不能弘扬，理想能不能实现，都听天由命吧！

这就是儒家的“天命论”，曾经遭到墨家的批判。墨家认为，如果赞成这个理论，必定是统治者“不听治”，老百姓“不从事”，大家都消极怠工，这就“足以丧天下”（《墨子·公孟》）。其实这是歪曲，或者是误解。你想，就连明明知道做不到的事，孔子都还要去做，怎么会主张消极怠工？可见孔子的“信命”，并非不努力，更非不负责，只是不对结果抱幻想，认死理。在决定一件事做不做之前，也不问可否，不求成功。只要是该做的事，就义无反顾地去做，全心全意地去做，尽心尽力地去做。至于成不成功，那是老天爷的事。这就叫“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请问，这是宿命论吗？

既然不是宿命论，为什么还要讲“天命”呢？原因也很简单。我们知道，人类的实践能力是有限的，任何人都不能保证事事成功。何况孔子他们要做的事情，原本就是不大可能成功的。这就需要解释，也需要安慰，还需要有个说法。怎么解释？怎么安慰？什么说法？在当时的条件下，恐怕也只有归于“天命”。因此“听天由命”云云，说到底，不过主张“随遇而安”。其实到了“随遇而安”的境界，也就无所谓命不命的了。怕的是“遇而不安”，这才要讲“天命”：命里有，不拒绝；命里没，不在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该怎么办，还怎么办。这怎么能说是宿命论呢？

正因为孔子的“天命论”不是“宿命论”，这才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