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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伟时先生那篇著名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中,他记载了当代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对这一战役的描述:〃1859年,英国公使和法国公使各率一支舰队北上大沽口,准备进京换约。清政府指定换约代表由北塘登陆,经天津至北京,并要求各兵船武装人员不得登岸。英法公使却仗恃武力,坚持要从大沽口溯白河进京。他们蛮横地率舰队闯入大沽口。防守大沽炮台的士兵开炮打击入侵者。炮弹准确地落在侵略军的军舰上,打沉了四艘,打坏了六艘,其余三艘挂起白旗逃跑了。在炮战的同时,侵略军900人企图登陆,也被打退。侵略军死伤几百人。大沽一带人民冒着枪林弹雨,给战士送饼送面,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
按茅海建先生的考证,当时的清军总体上根本不具备与英法等西方列强抗衡的军事实力。所以他说:〃在清方做好一切准备、英法等犯下致命错误的情况下,清方也可能获得局部的甚至是重大的胜利,如1859年第二次大沽口之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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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9节:大沽口二次开战:英法进了僧王的套?(6)
按茅海建先生的意思,清方之所以取胜,乃是由于英法方面的失误。这种失误既有技术上的,也有人事上的。
战争之后,英国国内有人谴责布鲁斯轻率地发动了战争,他辩解说,是中国人利用奸诈赢得了战争。所谓的中国人利用奸诈,可能是他的借口,也可能,他真的上了僧王的套。
如前所述,咸丰、怡亲王、僧王等君臣之间曾经设想过一些阴的手腕。比如冒充乡勇袭击夷人云云。至于改走北塘,僧王这边的汇报是公使凭借武力,骄纵妄行,倨傲无礼,坚持沿白河武装护送进京,并声称〃定行接仗,不走北塘〃。
而布鲁斯那边的汇报则是,6月25日上午九时才接到直隶总督恒福的照会,邀请他从北塘进京。但是这个时候已来不及了,贺布下达了作战令,他们拂晓就开始行动了,而且他离贺布还有9英里之遥。下午3时双方就接上火了。茅海建对此也作过一番推测与考证。看他的意思,倾向于僧王使诈。这方面的旁证,除了郭嵩焘的相关记载,还有曾国藩的一段谈话。前面已述,郭氏日记中载有咸丰派怡亲王前往天津与僧王密谋阴招之事。对此,郭氏在日记中如此评价:〃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洎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此等皆关机要,而决非反复诱击,以诈相胜,可以安然无事者也。僧邸始终不悟。〃②除此之外,他在《玉池老人自叙》的描述也可作为补充,他说:当时的洋务,包括皇帝的谕旨也都是大话,廷臣无所赞益。
1859年,正办理天津海防的僧王回京过年,在朝房见了郭,问他东豫捻匪与天津的海防,哪个办理容易?郭的回复是:捻匪心腹之患,办理一日有一日之功。洋人以通商为宜,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当与称兵。海防无功可言,无效可纪,不宜任。
僧王默然。其后至天津有所匡益,必蒙驳斥。至于上说帖一十有七次,大致以为今时意在狙击。苟欲击之,必先自循理,循理而胜,保无后患,循理而败,亦不至于有悔。为书数策,终不为用。①看郭的意思,当时对局势清醒的只他一人(后来的历史证明了他的清醒,更证明了他的清醒不见容于当世),但是僧王不听他的。他对此的痛恨也体现在他的日记中:〃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②
至于曾国藩,同其亲信有过下述谈话:〃咸丰九年,洋人来换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京师不守,几丧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然至今也未闻以九年诱击夷人为非者也〃。③总之,僧王使诈给英法公使设套基本上是可以确认的,只不过,他使诈设套的详细情节,外人无由知晓,或者知晓也没有更多的文字资料传下来。
更关键的是,他的皇上甚至教他诈呢。没办法,这是中国传统。兵不厌诈嘛。
诈了英法公使,现在又要诈美国公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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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节:美国公使华若翰:就这样被大清玩了一把(1)
4.美国公使华若翰:就这样被大清玩了一把
英法联军在大沽口玩命的时候,美国公使华若翰带着两艘船做观察员。
也不知道他咋观察的,反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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