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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呢。民间的医生，只能称医士、医者，不能称大夫、郎中。梳头人只许称“梳篦人”，或称“整容”，不许称待诏。万一叫错了呢？“治以重罪”。又军人子弟只许演习弓马，否则便是不务正业，学唱的，割舌；下棋的，断手；踢球的，卸脚；做买卖的，充军。要是吹箫呢？“连上唇连鼻尖割了”，看你拿什么吹。

除非明朝人是很特别的一种人民，否则无法想像，这样一位皇帝，这样一种统治，会得什么“民心”。

但在民间，朱皇帝的口碑竟还不错，尤其是与他的为人相比。这已不是“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所能解释的了。王朝自马背上得来，得民心不如得士心，得士心不如得军心。“都很狡猾”的士人，一开始或要闹点别扭，迟早要加入新朝以自保。士是民的精神领袖，还是其传记作者。士心一旦收揽，民心也就粗定了。

在底层，个体的人心与整体的民心已有很大的区别，而且，提出民心论的先贤，假设的是处于理想状态中的民人。这种状态，自秦汉以后，怎么可能接近呢？百姓在精神上早被征服，这时再谈什么民心向背，不过是拿幻象来自我娱悦罢了。

朱元璋得到了民心。明朝也得到了，而且靠着士人的越俎代庖，享祚近三百年。看来，“得民心者得天下”虽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但有比它更有道理，也更合实情的一句话，便是“得天下者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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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此一时彼一时：袁崇焕、李陵

此一时彼一时：袁崇焕、李陵

近日脑子乱。眼睛读袁崇焕事，心里总想起李陵。

汉朝人毕竟是汉朝人。李陵投北，明里暗里，仍有替他辩护的人。汉武杀了李陵全家，他不肯回来。但我有时想，如果他回来，且不免于弃市，那么，长安的市民，会有什么反应？

帝制下人民的生活，常受到君主个人事务的影响。鲁酒薄而邯郸围；先是因为武帝对一个女人的爱情，或者说怀念，大宛国就倒了霉。仗打完了，李广利得到海西侯的爵位，而没得到名誉；在朝中没人敢批评皇帝的行为，私下里则物议沸然。同李广利带回来的战利品相比，中国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但武帝是这样一种人，批评恰使其更加刚愎，李广利回来两年后，武帝又给他指挥战争的机会，以为他在同大宛国的战事中攒够了军事经验，总不会再出丑。

因为没有显而易见的作战对象，汉人的宿敌匈奴便被挑中了。公元前九十九年开始的一连串对匈奴的用兵，至少在军事上是意义不明的。在这次战争中，李陵像个牺牲品。除战争性质有些特别，李陵获得广泛同情的另个原因，是汉朝人的气质，与后代人不同。汉人也常“替天行怒”。王莽悬首宛市，百姓在下面用石头掷，甚至把他的舌头切开分吃。董卓之诛，长安人欢忭之余，给他肚子插上灯芯。不过这些事发生在乱世。平时，汉朝人不很容易群而暴起。

“明奸”的待遇显然不如“汉奸”。袁崇焕的凌迟，在京师大快人心。去西市的路上，观者如堵，无不咬牙切齿，或者说磨牙磋齿。刽子手从袁身上割下肉来，百姓涌上去抢。刽子手赶之不退，且看出是笔生意，便拿来卖钱。老话虽常说“千刀万剐”，真执行起来，刽子手何尝有那些耐心？但这一回有好生意，事情就不同了。袁崇焕的肉据说卖至一两银子一块；当年刘瑾之诛，仇家买他的肉，也不过一文钱一块。

我忘了提什么事情？北京受过两次大的威胁，一次是土木之变，一次是直接导致袁崇焕被处死的己巳之变。前后差一百八十年，明人的信心消磨光了。建州兵的声势尚不如瓦剌，给京师人的惊吓则远超前者；这便是壮夫和病人的不同，青年和老年的不同。带着不祥的预感，京师人扑向袁崇焕，名曰纾愤，何尝不是在祓除心里的恐惧。

如果这些人活得久，能赶上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也不会有什么内疚。他们会认为受骗或骗人的是皇帝，而不是他们，他们是在做一件正义的事。道德下降的第一个迹象，就是不关心事实，毕竟，特别在帝制时代，小小百姓，有多少信息来源呢？便在今天，辨别真相，也是累人的事。容易的办法，还是把自己从这一负担解脱，让别人来告诉我谁是“坏人”，我只负责吃掉他。

说回到李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