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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那位正在游击区工作的不便公开姓名的战友——同志，我们几年来，为双十纲领在边区的彻底实现尽了不少努力。在这一次会议上，我再看见双十纲领在过去几年间的成就的光彩，和今后将放射的更大的光彩。战后新中国的形象，如同我最爱的作品的人物的形象一样，在我心里站出来，为我的一切思想感情所拥抱。

他在《晋察冀日报》社工作的时间并不长，1943年秋天，就调到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的高中班去教国文了。当时教育学院的院长是李常青，他曾在晋察冀北方分局宣传部负责，孙犁自从1939年到山地以后，一直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对孙犁也很关心。孙犁觉得，这次调动可能是他的提议。

对这次调动，孙犁也比较满意。抗战期间，他所教的学生多半是短训性质，只有这一次，和学生相处时间较长，感情也比较深，并在反“扫荡”中共过患难，在以后的日子里也得到过这些男女学生们的关怀和帮助。

高中班驻地在阜平县的一个村庄，教员们有一个宿舍大院。因孙犁性格较为内向和孤僻，他自己在村北找了一户人家住下，睡的是临时搭起的门板，每天清早，到村边小河洗漱，时值晚秋，金风习习，河水已经很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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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时，有一位在别处工作的同志来信说，给他带来了家庭的消息。他往返用了六天时间去询问的这个消息，竟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长子夭折。这孩子叫孙普，年仅十二岁，因战乱缺医少药，死于盲肠炎。从此，我们常看到作者在文章中使用的一个笔名：纪普。

孙犁经受住了这次打击，但是，他远在冀中的年轻的妻子，是否也能经受住这样的打击呢？痛悼之余，他想起了一件往事，不免又替妻子担心。

那是他们婚后不久的一个夏天，家中的老屋，年久失修，本已朽败；再加下了几场大雨，就出了事：有一天中午，他在炕上睡觉，妻子也哄着新生的普儿进入梦乡。忽然，房梁咯吱咯吱响起来，妻子惊醒，抱起孩子就往外跑，跑到院里才呼唤丈夫——险些把他砸在屋里。

事后，孙犁问她：

“为什么不先叫我？”

“我那时心里只有孩子。”妻子笑了，抱歉而怜惜地说。孙犁自然不怀疑妻子对他的恩爱，但从此悟出一个道理：对于女人来说，母爱超出了夫妻之爱。

现在，长子已经永远离去，她能够经受住这一打击吗？他翘首东望战云密布的冀中平原，在滹沱河畔那间已经翻修过的老屋里，他仿佛听到了妻子悲恸欲绝的尖利的哭声。这时，他虽然已是三十岁的男子汉，也凄然心碎了。

天更凉了，村边的小河结了一层薄冰，随着冬天的到来，日军对边区开始了新的周期性的“扫荡”。

华北联大的师生们领到那被称作“阜平蓝”的粗布棉衣后，随即爬山越岭，向繁岭县境转移。没有等到丧子的伤痛稍加平复，孙犁就参加了新的反“扫荡”行动。

山道弯弯，峰回路转，也不知走了多少日子，才在深山里的一个小村庄中停了下来。孙犁的头发蓄得很长了，一个同伴借来老乡一把剪刀，替他剪了剪，不料他发起烧来，脖颈以下，延及脊背上部，生了许多水痘，火烧似的，又疼又痒。是剪刀不净还是其它原因引起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无法确诊。他认为很可能是天花，他教的高中班有个学生，叫王鑫郎，是全班长得最漂亮的，他在转移中就得了天花，等到反“扫荡”结束，相互见面问候时，别人简直不敢认他了。孙犁以为，他幼年种过牛痘，可能发病轻微，这是后话。

领队的傅大琳，是高中班的物理教员，见他病了，就派了一位康医生，一位刘护士，还有一位姓赵的学生，陪他到一个隐蔽而安全的地方去养病。康医生只有二十多岁，医术虽差，人很精明，和他在一起，不曾有挨饿的时候，因为他在经办粮草方面，很有办法。在孙犁的记忆里，生病受到如此隆重照顾，这还是头一次，虽然这样做，也是战争中分散人员、化整为零、以利行军的权宜之计。

那个隐蔽而安全的地方终于找到了，就是繁峙县境内的蒿儿梁。这个村子兀立在高山顶上，看起来还没有驻过队伍。初来这里，战争风声正紧，加以他们几个人服装整齐、男女混杂、没有武器，又没带地方领导机关的介绍信，在向村干部筹粮的时候，遇到了些麻烦。孙犁听说后，亲自到干部那里去了一次。他身上带了一支左轮小手枪，包着一个软皮套。这手枪就是前面讲过的，他初到路西时一个团长送他的那支银白色的小手枪。他一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