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蜃楼，也是实体的幻景，没有同样的实体，它便无从产生。关于不同时代的现实主义名称问题（例如，我们今天往往要在现实主义前面加上“革命”二字），他好像并不十分重视。他认为，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的作家们进行创作，会很自然地互相区别开来，用不着特别加上一个什么名词。后来，我们看到他在一次同客人的谈话里，更详细地谈到了这些问题。客问：“我看你近来写文章，只谈现实主义，很少谈浪漫主义。”“是的，我近来不太喜欢谈浪漫主义了。”

“什么原因呢？”

“我以为在文学创作上，我们当前的急务，是恢复几乎失去了的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基础。失去了现实主义，还谈什么浪漫主义？前些年，对现实主义有误解，对浪漫主义的误解则尤甚，已经近于歪曲。浪漫主义被当成是说大话，说绝话，说谎话。被当成是上天入地，刀山火海，装疯卖傻。以为这种虚妄的东西越多，就越能构成浪漫主义。因此，发誓赌咒，撒泼骂街也成了浪漫主义不可缺少的东西。”

“我认为浪漫主义虽是文艺思潮史上的一种流派，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必须以现实主义为根基。浪漫主义是从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升华出来，没有凭空设想的浪漫主义。海市蜃楼的景象，也得有特定的物质基础，才能出现。”“我注意到，你在现实主义之上也不加限制词。这是什么道理？”

“我以为没有什么必要，认真去做，效果会是一样的。”①

这样一个脚踏实地，热烈地执著于现实的作家，不知怎么一来，当“文革”刚刚结束，却有人传说他看破了红尘。消息传到北京，一次，周扬到天津来，问他：“你看破红尘了吗？”他说：“没有。我尘心很重。”

是的，他确实尘心很重。他读《庄子》，用的是王先谦的集解本，看见他在序里说：“余治此有年，领其要，得三语焉。曰：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窃尝持此，以为卫生之经，而果有益也。”对这种说法，他很不以为然：“如果庄子本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就不可能写出这样充满喜怒哀乐的文章了。凡是愤世嫉俗之作，都是因为作者对现实感情过深产生的。这一点，与‘卫生’是背道而驰的。”①对于《红楼梦》，他也是这样看的，曹雪芹如果抱着“出世”思想，他根本就写不出这样的书来。

孙犁在“文革”期间，尚且“对生之恋慕，不绝如缕”②，怎么可能在“文革”之后看破红尘呢？他倒是买过一些佛经，有的是为了练习毛笔字（那些石刻或影印的唐人写经，大都书法精良，惹他喜爱），大部头的，很难卒读，他只读过一篇很短的“心经”，觉得作为文化遗产，佛教经典是可以研究的。但他绝不相信，生当现世，会有人真正信奉它。就是佛教的盛世，如南北朝和唐朝，对佛教的崇奉，也只是政治作用。至于百姓出家，大都为了衣食；而一入佛门，苦恼甚于尘世，这从小说里也可以看到。这就是他对于佛教的看法。看法如此，他怎么可能看破红尘呢？

据此，当有人传说贾平凹也有“出世”思想的时候，他同样是不相信的。“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与现实绝缘到如此程度，怎么还当得成作家？反之，一个一向热烈地寄情于现实的作家，也是不会向往佛门的。

孙犁说：“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西天去，我觉得那里也不见得是乐土。你看小说，唐僧奔那儿去的时候，多么苦恼，他手下那两个干部，人事关系多么紧张。北京团城，有座玉佛，很美丽，我曾为她写过两首诗。但我并不羡慕她那种处境，虽然那地方，还算幽静。我没有看破红尘，我还要写东西。”①

为了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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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文坛实在很不清静，生活中扰人的事情也太多了。为了前进，他竟需要随时忘记一些事情。

他想起抗战期间在晋察冀工作的时候，和一位同志闲谈，不知由何引起，这位同志说：“人能忘和能记，是人的两大本能。人不能记，固然不能生存；如不能忘，也是活不下去的。”他那时年轻，并不以这话为然，以为他有什么不幸或不快之事压在心头，所以才这样说的吧。

这也不错，孙犁那时确实年轻，很富于幻想和追求，他可以坐在道边、河边、树下或山头，追念往昔，瞻望将来，醉心于甜蜜的遐想之中，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后来，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烦恼和忧愁多了起来，这才重又想起那位同志的话，并开始赞成。特别是十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