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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闻文章有不当为者五：苟作一也，循物二也，欺心三也，蛊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孙五也。今之作者，异乎吾所闻矣，不以所不当者为患，惟无是五者之为患。

这都是刚刚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事情。他所说的“不语怪力乱神”，他借古人之笔，所指摘的“苟作”、“循物”、“欺心”、“蛊俗”、“不可以示子孙”这五种不应该有的行为或现象，都在过去的年代里是非颠倒地，反常态、反理性地发生了。孙犁这样强调它们，自然是希望以后不要再出现类似事情。

结果如何呢？实事求是地说，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例如，他读了一些诗，他也主张“诗贵有我”。他曾说过，李白、杜甫如果没有自己的东西，就不成其为李白、杜甫了（大意）。但是，他渐渐看出，有些诗是把“我”神化，无限制地扩张“自我意识”，实际是以自我为中心，观察、判断一切，并不断神化自己的天才、灵感、胆量。结果，出现的不是诗，只能说是一种症状：这种诗，以其短促，繁乱，凄厉的节拍，造成一种于时代、于国家都非常不祥的声调。读着这种貌似“革新”的诗，我常常想到：这不是那十年动乱期间一种流行音调的变奏和翻版吗？从神化他人，转而为神化自我，看来是一种新的探索，新的追求。

实际上这是一个连贯的，基于自私观念的，丧失良知的，游离于现实和人民群众之外的，带有悲剧性质的幻灭过程。①

这些年来，他读了许多中、青年作家的新作，对于他们作品中的新颖独到之处，一一给予了热情的肯定。仅是他发表文章加以评论、介绍的作家，就有十余位之多，如刘绍棠、从维熙、刘心武、林斤澜、宗璞、李oe省⒓制桨肌⑻��②容、张贤亮、鲍昌、邓友梅等等。其中，大部分还曾经是他的座上客。

他并不守旧，如对于弗洛伊德的学说，他还是比较早地提醒人们注意肯定其中合理的价值，只是到了后来，他看到许多人以谈论弗氏学说为时髦，并形成一股“弗洛伊德热”的时候，便不再凑这个热闹了。

关于这一点，1988年，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的傅正谷，曾在报上发表文章，题目就叫《孙犁与弗洛伊德》②。这位作者说：几年前他从书店购书后去看望孙犁，孙犁问他买的是什么书，他说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于是，便引出了孙犁的下列议论：“弗洛伊德此书三十年代就曾出过，弗氏理论在西方亦早成旧论，今人不察，以为是什么新的东西，更下者，只得其皮毛而不深解其意，便大谈以充时髦。实在，弗氏理论是兼有其合理成分和谬误之处的（大意如此）。”下面是这位作者的话：“……1979、1980两年，他又连续三次论及弗氏。要知道，那时弗氏著作尚未大量翻译出版，那些认为孙犁保守论者和以新潮人物自居者，面对这一事实又将如何看待、作何感想呢？”

在文化问题上，孙犁不是一个锁国论者或保守论者。相反，差不多还在十年以前，他就批判了这种现象：“因为文化长期落后，锁国政策破灭，一旦接触外界进步文化，就不能抵御，就迷信崇拜，不能与之较量、战斗。”①这虽是就清末讲的，也仍然没有失去现实的战斗锋芒。关于学习外国文化问题，他这些年来讲得不算少了，他甚至于在给一个作家的信里提出：“要写中国式的散文，要读国外的名家之作。”②显然，他把这看成了一条经验。他说，他极喜爱泰戈尔的散文。不过，“淤塞过久，一旦开放，泥沙俱下，百货杂陈，必然出现芜杂的局面”③，这也是人们想象得到的吧。这是一种新的文化环境，与孙犁过去遇到的完全不同。他注意到了周围发生的变化，做为一个清醒的、从不盲从的、拥有自己的独创风格的作家，对周围的一切，他必然采取分析的态度。

因此，在这些年来，人们从他那里常常可以听到一些不同流俗的、甚至是空谷足音式的议论；同时，也正因此，不免在他身旁卷起一股小风云——学习外国吗？这很好，但是，“翻译文学作品，不能与引进生活资料等量齐观。文学艺术是精神、道德、美学的成品，不能说外国现在时兴什么，畅销什么，我们就介绍什么。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民族、社会需要什么作品，什么作品对它的健康发展有益。这才是翻译家的崇高职责。”①“假若冒充时代的英雄豪杰，窃取外国人的一鳞半甲，今日装程朱，明日扮娼盗，以迎合时好，猎取声名，如此为人，尚且不可，如此创作，就更不可取了。”②鼓励新人新作吗？这当然应该（孙犁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但是，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一味地捧。而“有些文章，吹捧的调子越来越高，今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