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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引邵氏《疑问》曰：“谋反何事？明语沙中，上方何语？良云谋反。岂诸将之不轨之情，先之良舆？未之信也！”引《史通暗惑篇》曰：“群下聚谋，俟问方对，若高祖不问，竟欲无言耶！且诸侯图乱，密言台下，犹惧告知，群议沙中，何无避忌，然则复道之望，座沙而语是敷衍妄益尔。”引《评林》曰：“明茅坤云：沙中偶语，未必谋反也。谋反乃族灭事，岂野而谋者，子房（张良）特假此恐吓高帝，及急封雍齿，则群疑定矣！”

应该想到，张良对于汉初雍齿“守丰降魏”案及“封侯”的内情是了解的。只是此时，萧何、曹参、卢绾等一大批“丰沛”籍的将相均未露面，其原因是否与当事人——老乡雍齿有关已无法得知。

唯独非“丰沛”籍的张良，看来他作为“汉初布衣将相集团”的核心人物，对雍齿是同情的，却又与雍齿不存在任何感情瓜葛。故尔，在此案处理的最后决策上，他肯定是为刘邦所倚重的极具影响的大臣。然而，张良在这里却更像是受众大臣所托，为之做说客。当然，他主要也是为刘家天下着想。张良再次展现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两个目的他都达到了。

至此，太史公才将汉室对当年“雍齿叛刘降魏”事件处理的结论托出水面。即雍齿有罪过，但功大于过。可这显然是个充满谜团的结论。

大家自然会追问：既如张良所言，刘邦一向爱憎分明，“所封皆平生所爱，所杀皆平生所怨”。从表面看刘邦对“雍齿降魏”也的确是怨得要命，而且此怨涉及汉初叛逆大案，于法于理，雍齿都是当斩之人，而刘邦亦发狠说：“我欲杀之。”何以非但不杀，还说雍齿功高，不忍杀之？

再说，对于先封雍齿，众臣也会责问或议论，雍齿之功为何？功高如何抵过？皇室当然也应明示天下，以令臣民心服。然而刘邦亦未如此去做，而是把对雍齿的怨和无奈都写在脸上，挂在口边。这似乎不是刘邦的性格，司马迁也没作任何交代。

尤其是雍齿，更像是平地蒸发，既不出来解释，也未见拜谢受封之恩，而只是在一边默默地承受众臣民的误解和猜疑，并甘愿承担刘邦长期以来对之怨恨的责任。

我们无法知道当时雍齿躲避在何处，但可以想见，他内心深处或许有无限的委屈并藏有天大的秘密无法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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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秦始皇在时天下已坏矣！”

千百年来，几乎没有学者对《史记》记述的汉初第一案的始末及结局表示过怀疑，鲜见人们留意《史记》中隐约透露出来的疑点。似乎雍齿确实做过“叛刘降魏”的悖逆之事，刘邦对雍齿之怨恨也顺理成章。这对雍齿来说，显然是很不公平的。

欲破解此疑案，探求当年雍齿“叛刘降魏”事件的内情和真相，当然要追溯到那烽火连天的秦朝末年。

“秦始皇在时天下已坏矣”，在暴戾无道的秦王朝专制统治下，民怨沸腾，哀鸿遍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　209　年），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县境内）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其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各地郁积已久，星罗遍布的反秦怒火迅速形成为燎原之势（见《陈涉世家》）。

实际上，早在陈涉起义之几年前，经过充分反秦准备的刘邦，便在丰西泽（今江苏丰县王沟乡）精心策划了“纵徒起义”事件，公开走上了反秦道路。事后他率亲信在丰西、芒砀（今安徽省砀山县等地）山泽之间与秦军周旋，如同遍布全国的反秦志士一样，积极发展势力，等待时机。其影响所及，古沛国地区广大人民子弟纷纷前来投奔。陈胜起义的消息传到了刘邦那里之后，他没有附从陈胜西攻咸阳，而是立即挥兵北进，……率领义军首先占领了“丰”地。在家乡父老支持下，队伍迅速壮大。

只是，不知什么原因，《高祖本纪》对上述重大事件只是一语带过，而《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则记载，随刘邦自丰地起兵后获封侯加爵者，竟有十几人之多，被封为什方侯的雍齿也是其中之一。

接下来，《高祖本纪》则较详细地记述了刘邦自“丰”地率兵进攻沛县等战役的情况：在萧何、曹参内应下，刘邦向驻守沛县的秦军晓以大义，并扬言要“屠城”，如此恩威并施，迅速完美地占领了沛县，势力大增。从此刘邦便号为“沛公”，进而攻陷湖陵、方与两县，军威大震。“回守丰”后，又依据“丰”　之城高池深，反秦基础好的优势，军民同心，同仇敌忾，一举歼灭前来围剿义军的秦朝大将，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