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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有妇人谓之曰：“子义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饿死。

这是一个尖锐的指控。薇也是周朝的草木，你们不食周粟，却食周的草木，性质有何不同？面对这个尖锐的指控，伯夷、叔齐的道德优越感现出了巨大的裂痕，不能两全之下，只好饿死了事。

死前，伯夷、叔齐作了一首歌：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上那西山呀采它的薇菜，

强盗来代强盗呀不知道这的不对。

神农虞夏一下子过去了，我又哪里去呢？

唉唉死罢，命里注定的晦气！

（鲁迅译文）

孔子曾经评价过伯夷、叔齐的品行，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稀。”意思是伯夷、叔齐不记旧仇，怨恨自然就少了。可是孔子的下一句评语—“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却有些一厢情愿，因为伯夷、叔齐临死前作的这首歌，明明是一首怨歌，尤其是尾句“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怨恨的意思清清楚楚，所以司马迁才会觉得二人的情绪异样。可惜司马迁没有深入追究下去，只是发出了“好人早夭，坏人长寿”的慨叹。

在我看来，伯夷、叔齐的“洁”类似于许由洗耳的“洁”。虽然伯夷、叔齐一眼就看穿了中国史循环论的弊病—“以暴易暴”，但是避开“以暴易暴”的途径，却并非庄子所说的根本性的“洁”。就像颍水根本不可能洗净许由已经被污染的耳朵一样，首阳山的薇菜也仍然是“周薇”。伯夷、叔齐的道德困境证明了他们方法论的错误。所以鲁迅先生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女吊》）“以暴易暴”的非法性不能以“不念旧恶”为前提，“不合作”的义举也决不能以身体的饿死为旨归。

毛泽东也反对伯夷的行为：“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别了，司徒雷登》）

伯夷：饿死也不食周粟，干吗不出国？（2）

1996年冬天，我曾经登上过洛阳以北的首阳山。雪后初霁，密密麻麻的梯田在视野里伸展开去，伯夷、叔齐的小庙就简陋地建在山顶正中。满山寻找薇菜，找到的却是梯田里种的麦子和小米。小米，是的，今日的首阳山上遍种的小米，正是三千年前伯夷、叔齐不食的周粟！站在山顶，迎着即将降临的暮色，仿佛仍然能听见采薇的怨歌还在首阳山上回荡着，回荡着，也许永无消歇的一天。

【个性点评】

伯夷、叔齐最后被一把周粟逼死，也许有人以为不值。遇到这种情况，你看孔子的态度多么潇洒：“道不行，乘槎浮于海。”干吗非要食你的周粟？我出国去！向东向西都能通往大海，伯夷、叔齐却只会钻山，这不是典型的小农思维模式吗？

其实，伯夷、叔齐的意义在于，我偏不出国，我偏不食周粟，我就用这样一种自虐的方式表达自己信念的坚定，表达自己信仰的执著。

无他，我就是要让你难堪，看你怎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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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参：你醉酒是量小，我醉酒是境界（1）

在汉朝开国诸将之中，曹参的军功也相当了得。自从他跟随高祖刘邦起兵以来，走南闯北，戎马倥偬，枪林弹雨，出生入死，重要的战役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立下了“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的赫赫战功，为西汉政权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如此，论口才、谋略、指挥和管理，曹参的水平在开国诸将中仍然排不了第一，曹参能排名第一的，是他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状态，甚至包括他的醉酒。

曹参和刘邦、萧何都是同乡，并且都是老相识。他们的亲密友谊始于秦朝。那时候曹参是沛县的狱掾，萧何则是主吏。从刘邦开始起事时起，曹参就铁了心跟随他做事。

后来项羽自刎乌江，天下平定，刘邦高高兴兴做皇帝，封长子刘肥做了齐王，任命曹参做了齐国相国。高祖六年，分封列侯的爵位，朝廷与诸侯剖符为凭，使被分封者的爵位世代相传而不断绝。曹参得到了平阳的一万零六百三十户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