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銮和福岛安正。

这两个顾问，在张作霖时代仍然耀武扬威，还是当顾问。“张作霖真的把町野当成亲信，每年必定派他去日本一次，联络朝野要人。”陶尚铭等：《张作霖和他的日本顾问》，《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179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据统计，自1913年到1931年的19年间，张作霖父子先后聘用日本顾问18人。其中军事顾问13人，私人顾问3人，普通顾问和警察顾问各1人。

此外，张作霖还在东北镇压学生运动，以取悦日本人。1919年5月4日，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军阀张作霖严密封锁外界消息，严禁奉天学生罢课游行，宣布“对有妄动行迹者”，“予以枪杀”。并向北京政府通电：“请国家一面将青岛问题交涉经过，宣布中外；一面对肇事之徒，严加惩处，以遏乱萌，而全邦交。”这完全暴露了张作霖以革命学生为敌、以帝国主义为友的丑恶嘴脸。

由于张作霖的镇压措施，全国“独奉省当局严加取缔，并添派军警监视，各校学生行动不得自由”，“奉省的抗日运动终于熄灭”。对此，日本关东厅长官林权助表示感谢。这些只是张作霖亲日的部分表现。在张作霖主政的前期，他同日本也有矛盾，但相互勾结是主要的。当然，随着张作霖的羽翼逐渐丰满，势力逐渐强大，他同日本的矛盾也就逐渐激化了，以至一发不可收拾。这乃是后话。

1．争地盘直奉反目（1）

直奉的合作不可能是真诚的，他们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直皖战后，其矛盾便突现出来。直皖厮杀之后，总统徐世昌很是兴奋了一阵子。他心想，打倒了段祺瑞这个太上皇，他可以安稳地做个有职有权的总统了。但是，实践证明，这是他一厢情愿的梦想。事实是，前门驱走了一只虎，后门又进来了两条狼。关于如何善后的问题，徐世昌以为应该由他来处理。但是如果得不到直奉的许可，那是寸步难行的。如惩办祸首一项，徐世昌就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皖系军阀和安福系政客，一概不究。张作霖对此比较赞同，因为张同皖系分子没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吴佩孚半身像

但是，直系军阀却不答应。吴佩孚非常激烈，主张查抄祸首财产，肃清安福系分子，将段祺瑞幽禁于汤山。最后，于7月29日，北京政府提出了一个惩办祸首的名单，计有：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祯等。这个通缉名单，居然没有段祺瑞。段祺瑞是卖国集团的头目，竟然漏网，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纷纷通电加以谴责，但无济于事。8月4日，徐世昌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民国时期，对战争祸首的惩办，基本都是惩而不办，所发的通缉令也是官样文章，作个样子罢了。这次也是如此，以后就没有了下文。

直奉的裂痕，在直皖战争结尾时，就已表现出来。奉军借口武装调停，把军队开到北京南苑的皖军驻地，乘机收缴军械。他们接收了北京东直门里徐树铮部的库房；汤玉麟在西苑接收了邹作华所带的炮兵；还接收了蒋斌的无线电队一队，范浦江的步兵一营。奉军获得不少战利品。但张作霖还不满足。南苑缴械时，邹芬部缴获空军探照灯两只，后落入直军之手。张作霖向直方追索，直系很是不满。曹锟不屑地说：“张雨亭真是地道的胡子，得那些东西还不够，连这两个灯还要。”荆有岩：《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回忆》，《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26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吴佩孚更是气愤。直系认为奉系在战争中没有出力，是在抢夺胜利果实。分赃不均，导致直奉的分裂。

直奉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争夺地盘上。他们都想把自己的力量插进长江流域，而又都把安徽视为盘中美味。安徽督军倪嗣冲在皖系军阀中是个顽固分子，此时病入膏肓，在北戴河养病未归。安徽督军一职，就成了直奉两派争夺的焦点。张作霖竭力保举他的儿女亲家张勋为安徽督军。

原来张作霖想在长江流域插上一脚。他认为张勋虽然失势，但无论如何还有影响力，就把自己的四女张怀卿许配给了张勋的儿子张梦朝，跟张勋结成了儿女亲家。张勋是臭名昭著的复辟派，安徽人民极力反对。张作霖无法，又把他的另一个亲家鲍贵卿抬了出来，保举鲍任安徽督军。原来张作霖为了牢牢地掌握东北的军政大权，把自己的大女儿张冠英许配给了鲍贵卿的儿子鲍毓才，结成了亲戚。

但直系军阀对张作霖的保举，一律坚决反对。后来徐世昌用别的利益换取了张作霖放弃了这个要求。但由此，直奉之间的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