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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不算成功的尝试

大约两年前，我开始问自己，你能谈论自己的国家吗？你能否安静地把一件事讲清楚？

那时，我厌倦持续了四年的虚张声势的国际评论写作：煞有介事地谈论华盛顿、伦敦与新德里的局势，将马基雅维利、亨利·基辛格和沃伦·巴菲特的名字纠缠在一起，从民族国家纵横到后现代世界。

这种写作充满了快感，却也常常不知所云，它让我不时陷入虚空，对于更真实、生动的生活反而失去了感受。一种焦虑油然而生——我不过是那些死去的西方思想家和英文新闻媒体的传声筒，不断讲述的是二手、三手甚至四手的经验，它们遮蔽了自己的声音。

如果运用自己的双眼、双脚、头脑，来观察、触摸、思考中国社会，我能发现什么？怎样表达出来？这本不到300页的小书正是这种尝试的初步结果。我试着去讲述一个个完整的故事，而不是立刻进行价值判断；去描绘细微的变化，而不是宏大叙事……我知道这种努力不算成功，它经常会滑向自我沉溺，为了感受的独特性，而夸张个人感受。我的价值判断也会急不可耐地从幕后跳出来，打断原本刻意镇静的叙事。它最终没变成我写作的新探索，它们仍然是单调的、令我厌烦的2000字的随笔。

想起随笔这个词，我经常心生不安。依稀记得一位作家说过，诗歌是青年的艺术，小说是中年的创造，而随笔则属于老年。似乎从21岁开始写作，我就一直处于老年状态。如果哪一天我开始写诗，或创造了一幕戏剧，那才是真正突破的到来之时。我怎么也忘记不了尼采刻薄的评价：批评家生活在精神王国的最底层。

但不管怎样，这些不长的随笔仍算得上是努力尝试的结果，在我参差不齐的写作序列里，它们更加安静、节制与从容；也更依赖我的个人感受，在某种意义上，也成功地捕捉到了今日中国社会的某种情绪。

吾国吾民（1）

我在书桌前，坐立不安，头脑中被杂乱的碎片所充斥。我要开始为《金融时报》FT中文网写一组专栏，主题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如何看待中国。我今年正好30岁，出生的1976年普遍被视作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人毛泽东、周恩来与朱德都在那年去世，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国处于崩溃的边缘和新生的前夜。

我的个人经历在某个浅薄的程度上折射了这30年中国的变化。我出生在江苏北部的一个小乡村，父亲那时是铁道兵的一名连级干部，在中国革命的发源地之一的吕梁山区修建铁路。他的运气不够好，尽管在县城里成绩优异，却无缘上大学，当兵是这些农家孩子摆脱出身的惟一出路，在彼时，解放军是国家的骄傲，不管是保卫边疆，还是在山沟里铺设铁轨。

我在1983年来到北京。在邓小平决定裁减的100万军队中，铁道兵首当其冲，父亲脱下军装，成了铁道部的一员，幸运地分配到了首都。我对于80年代中国的记忆甚少，印象里那是个充满着朝气的年代，女排获得世界冠军，知识分子在《###》里探讨中国命运，而街上则有了红裙子与牛仔裤，农民获得了在自己的土地上种什么庄稼和怎么种的权利，没人怀疑执政党，“小康社会”比起昔日伟大的革命理想，更令人憧憬……

1995年进入北京大学时，蔡元培时代的“兼容并包”早已是昔日的传奇，甚至80年代的浪漫主义气息也消失殆尽。大学正变成一个流水线式的加工厂。我们被教育成一个讨人喜欢的工作者，年轻人对诗歌、理想失去了兴趣，IBM与宝洁公司招聘会上则人头攒动。大学不再是新思想的实验场，而是工作前的培训中心。

告别大学生活前，一场dot…风潮席卷了中国城市，它可能是我这一代人最浪漫的经历。硅谷的技术天才正像是鲍勃·迪伦与麦克卢汉的继承人，《连线》则是新时代的《滚石》，他们都把旧世界撕开了一道裂缝。我们都是全球化毫不保留的拥护者，我们理解的全球化就是美国化，且颇为自得地认定，我们与那种浅薄的美国推崇者不同，它不仅是麦当劳、可口可乐与好莱坞电影，更重要的是，它有林肯的政治理想、爱默生的个人主义和哈佛大学的自由教育。

毕业前，我成了一名dot…er，第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我母亲一年的收入。网络泡沫破灭了，我又成了一名新闻记者，中国的出版物不再仅由官方控制，一些以市场为基础的报纸、杂志，正学习用《纽约时报》、《商业周刊》的口吻报道中国。在1999—2003年的几年中，我被一种强烈的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