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第1/4页)

—“外滩”。

对岸的浦东则是另一个上海形象——一座由钢筋水泥、玻璃幕墙、巨大荧光屏构建的21世纪全球城市。在1978年重新打开国门之后，上海人发现荣耀已经不再，甚至多年前的模仿者香港都已遥遥领先，将江岸对面的那片农田开发成金融区是上海重塑信心的举措之一。

只有双脚可以帮助人记忆城市，我对北京充满温情，是因为在年少时代，骑着单车不知疲倦地穿过海淀区的大街小巷，和一群同样迷惘的少年一边长时间地漫步，一边不知所云地争论。但是上海，总是从机场到酒店，在出租车上看着南京路与淮海路逐渐远去。只有一个下午，我和一个美丽的姑娘穿过了弄堂、糕点铺、中学、邮局，在苏州河与汇入黄埔江之前分手，当时夕阳正斜射过来。

那个迷人的下午似乎是在外滩终止的，我走进黄埔公园，那里充满着花岗岩带来的坚硬气息，在三根指向天空的巨大石碑的底座上，刻着官方版本的上海叙事，小刀会的农民起义被视作这座城市的开端，其后是和帝国主义、封建统治者所作的一次次斗争——上海如何摆脱它殖民城市的命运的艰苦努力，这座曾经悬挂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屈辱告示的公园，现在是人民的公园了，也成为了外地人来此游览的必经之地。

历史充满了讥讽。灰色的洋楼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傍晚的风中飘舞，在获得了独立的半个世纪之后，上海人却如此怀念十里洋场与百乐门的岁月，甚至日本占领时期的租界都因为张爱玲的小说而散发出不可抵制的魅力。

我对上海总是充满了偏见，相信它拥有着不可救药的虚荣和势利，崇拜金钱，价值观单调，它的头脑仍是殖民地式的，对于更强大的外来者采取一种习惯性的取悦姿态，而对于弱小者则尽是冷漠与傲慢。我不喜欢高级餐厅里习惯先说英文的服务员，不喜欢市民们对于外国货的迷信，对于上海姑娘们过份热衷于寻找西方男朋友感到不解，在灯火酒绿的外滩的天桥上是乞讨的老人与小孩，在10分钟内，我没看到过一位行人愿意给出一毛钱。

我记得历史学家罗兹·墨菲在1950年代这样形容上海：“上海是两种文明交汇的地方，两种文明都不起统治作用。对外国人来说，已经没有限制，脱离了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监督，每个人自己就是法律……道德是不相干或无意义的东西……对中国人而言，上海同样没有限制。那些选择这种新生活的人……选择了割断同传统中国联系的做法，并摆脱了强加给他们的约束。”

这个上海沉睡了40年，苏醒过来，并因新力量的到来带上了新的色彩。尽管夸耀自己是一座典型的商业城市，但政治的色彩却无处不在。在过去的两个月中，一桩本地政府的丑闻暴露了权力与金钱的结合与相互利用是多么地显著。这座超过1300万人口的城市，电视网络、报纸、杂志是用来传播时尚、消费、衣着、流行话语的所用的，它们热衷于评选女性化的美男子，举办浮华却空洞的“风尚大典”，夜色下的黄埔江行驶的是架着巨大广告牌的游船，它和两岸的各种闪耀着的霓虹灯光的商标牌一样，既诉说着这座城市的自认的骄傲，也刺激着更多的人加入这场游戏——这座城市总是需要这样的强心剂，更昂贵的房价，更多的消费品，和类似世界博览会这样的浩大行为。

空洞的华丽（2）

在那个下午，我突然感觉到站在讲台上的托马斯·弗里德曼与上海在气质上是如此的相配。这位《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的著作像是一本广告语大全，“Dos资本主义”、“凌志汽车与橄榄树”、“全球化”，他迷恋于简化世界，用一种浅薄物质需求来取代人类内心深刻对生活意义的需求。

今天的上海呢？它承继了旧上海的投机心理、对金钱的热衷、崇洋，却失去了昔日畸形的生机勃勃，那种包含着罪恶、动荡、阴谋、暴力的冒险精神。如今的上海不是被笼罩在一种令人厌倦的安全和封闭中吗？那种表面上的自由不过是是买阿玛尼牌或是杰尼亚牌西装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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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革新（1）

思维的浅陋让我们的语言变得粗俗而有失精准；而语言的随意凌乱，又使我们更易于产生浅薄的思想。

——乔治·奥威尔

我发现自己正在失去幽默感。一年前，我读到奈保尔的《印度：受伤的文明》时，迅速陷入一种令人晕旋的折服感。在短短的200页内，他比任何人都更好地捕捉到印度的那种在历史的泥淖里不知如何进入新世界的感受，尖利的批评，隐藏在感伤优雅的叙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