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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孤立，目前的畸形稳定，早晚会决堤。

支持国民政府的台柱是江浙财团。这支地方势力，既能载舟亦能覆舟，连他父亲都晓得其中的利害，再怎样，也得罪不起的。经国初到上海，虽然，“爷爷叔叔”在国际饭店和他们礼貌了一下，可是真要用打击赣南绅士的手法，蛮干硬干一通，经国的道行，比起这群千年老道来，就不是对手。象杜月笙的儿子杜维

屏之被捕，对人心的刺激诚然有功效，打击圈过分扩大的后果，一旦让他们集合起来反扑，兹事体大了。

共产党为了政治斗争的利益，当然，也不会放过经国的。中共的策略，一则扣紧瓶头，不准“解放区”的粮食及工业原料，流入都市消费中心，使生产和消费脱节；一则以高价收买金钞及民生必需品，造成粮荒，增加上海市民的恐怖心理。’＇22＇

回到市场上的实际情况。币制改革，生产萎缩了。

私有财产社会是为追逐利润而生产的，生产无利可图，而要赔累，必然不能维持生产。币改前物价剧功，生产成本无法计算，生产过程较长的事业，都不能安稳生产。物价突然停摆，尤其在一个偶然的，高低不一的地方歇下脚来，对生产更其不利。最成问题的，是原料仰赖外地的生产事业，购买外汇突然增加百分之五十，捐税加重，运费加昂，成本涨，售价不涨，当然，难以为继，关门大吉。

即使，国内就地取材的工业原料，情形亦大同小异，内地农民，受够通货膨胀的教训，“重物轻币”心理，根深蒂固，对于金圆券和限价没有信心。要买原料，必须物物交换，或以银币支付，原料要以高于限价的价钱买进，多生产多损失，于是剩下减产的一条道路。

其次，游资压迫物价，金圆券出笼，日有增加。此项资金，原先本质上是贮藏的财富，现则变成金圆券冲到流通中来。原有法币转换金圆券不变，财政支出不

变，金圆券的动脉进出收回并不调匀，膨胀现象仍存在，因此游资在高涨，在寻求出路。先从囤积之路，被检查所堵，只得远走高飞，往管制松的地方逃。逃亡虽也被拦阻，但钻隙窜空，防范不易。《大公报》在九月二十四日的一篇社论中警告说：“涌涌游资，不能导进正当的生产事业，有朝一日，必将冲毁管制的藩篱。”

商人的自卫战术，先是消极抵抗，把上海七百万市民的生活必需品藏起来，物价虽稳定，有市无货。上海的西餐馆，因买不到鸡肉菜类，将西餐取消，改卖面包炒饭。经管会手足失措之余，宣布限期登记存货。九月三十日那天，曾动员五千六百人，组成一千六百二十八个小组，由市警局俞叔平局长担任总指挥，实施物资总检查，规定“如发现有隐匿未登记者，一律查封，若登记数量不符，或自行移动者，报督导处核办。”执行当局的用意，是希望彻底掌握物资，防止奸商兴风作浪，兼可根据物资情况。调节供应，收一石二鸟之功。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商人的反击策略，不是那样容易对付的，囤积技巧，层出不穷，有些商人利用火车来囤积，多付运费，让货物留在货车内，今日漫游无锡，明天开到镇江，活象一所活动仓库，俾蒙过检查人员的耳目。

起初，商人以原料缺乏为由，要求停工，进而改变战术，据官方的记载，他们“唆使收买一些流氓和无

业游民，在市面上分头抢购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这就是十月四日市场波动的缘由”。上海的流氓势力，的确很大，假使当局真有足够贮藏的物资，商人的计策，也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容易击破的。这个解释，似乎有存疑的余地。

抢购摆长龙的现象，开始于十月四日，南京当局，却自一日起，加强管制扩大区域，经国的权限已不止上海了，《生活杂志》说，“相当于一个法国的面积”。

反映当时情况的经国日记，最具参考价值：

十月三日……十时，主持检查委员会例会，讨论实施总检查的办法，大家的气已不如以往的旺盛，这是和今天的困难环境互相发生关系的现象。

十月四日自星期六开始，市场已起波动、抢购之风益盛。一方面因为烟酒涨价，同时亦因通货数量之增多，所以造成了今日之现象。目前抢购之对象，为纱布呢绒等物，恐怕将来要以米为对象了，这是非常严重的现象，所以一夜未安睡，且内心非常不安，因责任所在而不敢忘也。

十月五日人心动摇，抢购之风仍旧继续发展，这是非常值得忧虑的。今天决定加紧取缔美钞和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