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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的反应，那就没有官员们理性了。《记者》（The　Reporter）杂志的一篇社论，写得文情并茂，足资反映当时的美国民情。部分摘录如下：

“蒋说‘五二四’事件是群众自然的反应。蒋经国说：‘少数人情绪冲动，对刘自然案判决不满而已。’易言之，那是种莫名因素中的无以言状的情绪，使得暴民们有系统地，将一个友邦使馆的家具、汽车、密码机和公文柜捣毁，而这个国家，正是台湾唯一的支持者，且不提污辱我们国旗那回事了。

就这个方式的情绪爆发，‘五二四’事件，实乃精心策划。一连好几天，国民政府控制的报纸，即围着军法审判的事，大事煽动。暴民领袖带着工具去开启使馆的保密箱，明显地计算到，有充裕的时间，完成任务。

如一位有经验的观察家所说：‘没有人幕后指示，中国人不会疯狂地为一个死者大张旗鼓，中国的人命太不值钱了，这是中国人的性格。’那么是谁，或者哪个政治团体发动这样的进攻呢？目下是个谜，但很明白的，那是个有力人士。赫斯特报系和约翰·欧·唐诺（Jonh　Q'　Donnel）是主张台湾为远东堡垒的死硬派，已经宣布，那是共党地下工作人员的杰出表演，如果，红色间谋如此横行，我们远东的堡垒还安全吗？

据其它方面的消息，这个策划人是国民党内的极端派（extreme　persuasion我们要问，当暴民们侵占美国使馆之际，蒋和他的继承人在干什么？除了负责台湾的特务工作，经国还掌握着青年救国团，何况他自己在苏、联受了十二年的训练。

在台湾，美国还有什么可依靠呢？父子靠不住，我们拿钱装备的陆海空军，不愿意站到我们这一边，更免谈拿我们七亿七千万经政援助的民众了，他们仅看着星条旗平白被扯下。”＇25＇《国家》杂志批评得更露骨。社论说：

“我们并不奇怪，台湾先说‘五二四’是共党煽动的结果，且很快会找到证据，很快又改变语气，说是自然的、不幸的骤然愤怒（　flare…up）。

很明显，这是有组织的，如果不是蒋（介石），我们决难想象，这种海盗式的行为，会危害到他自己的战利品，那末再无别的因素了，除非蒋的助手们希望台湾解放，通过不流血政变，让蒋乘美国军舰逃到夏威夷去和他的好友雷德福等会合。

华盛顿应该知道我们自一九四九年以来所遵循的外交政策，已经破产了。果真总统先生如传说中那么愤怒，美国外交政策，还不从中国游说团手里解放出来吗？”＇26＇

埃德蒙·克拉布（O，Edmond　Cluhb），曾驻华十八年的外交官，以《梦幻的破落》为题，予以抨击。他说：

“我们要求赔偿，那不是从我们自己的口袋掏出来的吗？我们应该检讨我们的‘台湾政策’了。下列难题，势必被迫找到答案：

（1）　利用国民党对付共产党的策略，是否已到严重的关头？

（2）　失去中国，难道我们又受到‘失去台湾’的咸胁吗？

（3）我们的对台政策又遭到挫折吗？”

克拉布又说：

“自我欺骗，是我们对台政策一贯的支柱，那种方法，已经失灵。因为，我们终于不再受骗。现在，我们能把问题看得非常清楚。如何解决台湾的将来，和调整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将是我们当前的课题。现在，我们了解甚至我们的盟友并不接受我们的教条．我们将被迫在台湾问题上，和日本、印度、英国持相同的看法。最近台北发生的事强调一个冷酷的事实：我们在台湾的特殊地位，已为时无多。”＇27＇

美国的舆论走向，客观地说，是一边倒的，是大国沙文主义式的苛刻指责，它们只知道盛气凌人，片面强调美国的法律尊严，而疏忽了“中国人的反应”。唯独殷海光教授《雷诺事件的检讨与建议》一文，哲理与事实兼顾，公正与客观并重。下面一段话，最发人深省。

“近若干年来，许多有醒觉的中国人对美国一直寄予向往之情。他们把美国看作自由、民主、公平、正义之象征。这些中国人把美国估计得很高。他们热心地期待美国领导。雷案发生之初，大家本乎这些信念，沉默地期待公正的裁判。大家都认为‘美国人不会不公正的’。万想不到裁判的结果竟是杀人者无罪。多么令人失望！等到不满之情酿成骚乱事件以后，他们所看得见的只是森严的外交面孔。对干雷案之曲直，反而搁置一旁，亦若无足轻重。这使他们发生疑问：美国的公平在哪里？‘天下乌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