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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父亲到了记者俱乐部小礼堂，发现放映的是一部朝鲜拍的记录影片，名字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大概叫《祖国解放战争》。我父亲本来想着，既然说到朝鲜战争，那里面肯定少不了志愿军的内容。但出乎他的意料，等把这部记录片从头至尾看完，里面竟然一句都没有提到“中国人民志愿军”这几个字，甚至没有志愿军冲锋陷阵的任何一个镜头，仿佛朝鲜战争压根儿就没有中国参与一样。我父亲看电影时先是等待看里面如何评价志愿军，再是奇怪怎么没有提志愿军，等电影放映完毕，就只剩下目瞪口呆了。当时记者俱乐部里的观众不少，想必那些人在看影片时心情跟我父亲差不多，整个剧场都静悄悄的，一声窃窃私语也没有。

看完记录片散场时，我父亲发现了刻在观众脸上的那副错愕的表情。大概是实在太出乎意料了，很多观众往外走时都低着头一言不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牺牲三十七万人，全国人民为支援前线勒紧裤腰带，耗费了无数财富，才为金日成打出了半壁江山；而等他位子坐稳，立刻就过河拆桥，恬不知耻地伪造历史。如此“生命与鲜血凝成的友谊”，真是名不副实。

在从记者俱乐部回大姑家的路上，我父亲想起了自己在刚参军时写的那份要去朝鲜战场的《决心书》，顿时感到一阵庆幸：幸亏自己当年的积极请战没有被上级批准。否则，就为了这么一只毫无廉耻、忘恩负义的白眼狼而去流血牺牲，实在是一个破钱也不值。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一、逍遥派

一九六六年，在毛泽东的亲自发动号召下，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大兴安岭的森林深处距离政治中心毕竟太遥远了，因此这里的“革命形势”总是要比内地慢上一两拍，而且往往是强弩之末了。铁Z局的一般工人多是来自东北的自耕农，对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是不怎么热心的。因此，这里虽然也成立了造反组织，但规模却远比内地小多了。当内地充斥了惨烈的“文攻武卫、全面内战”时，这里的武斗却是凤毛麟角，而且不温不火。

不过，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借助现代化的交通及通信工具，统治者的权力已经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大兴安岭虽然地处偏僻，但远不是世外桃源。自从一九六二、六三年以来，即便是这个接近国境线的深山老林，政治空气也是一天比一天浓厚了。当时的政工人员总是隔三岔五地跑到工人们居住的帐篷里大讲国际国内形势，特讲　“以阶级斗争为纲”，还讲“要把帐篷里的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我的父亲在五七年遭到那次打击后，对“政治”二字早已厌烦得不得了，一听到“要把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一种厌恶情绪油然而生。

由于工人们的普遍抵制，铁Z局最早“造反派”们势力单薄、应者寥寥。为了壮大力量，造反派拼命拉人入伙，就连我父亲这样的人都成为他们拉拢的对象。我父亲出身不好、又有历史问题，自己一向都是夹着尾巴做人，哪敢去造别人的反呢？当然，他也不敢硬顶“造反派”，而是对造反派的拉拢采取了阳奉阴违的做法，最多只干点舞文弄墨的事情，而且只将空话大话大道理，就是不肯针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人。

有一次武斗，造反派给我父亲发了铁棒让他也去参加。我父亲不敢不答应，但虽然表面上痛快地答应了，心里却盘算着怎么脱身。等到听到卡车来了的声音，他就“哎呦哎呦”地捂着肚子，装成痛苦万分的样子往厕所跑。造反派在外面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人出来，于是气急败坏地跑到厕所喊他。我父亲就装出一副又想去，又站不起来的样子，让催他的人再等等。但“革命形势”不容拖延，那几个催他的人喊了几遍，看他一时半会出不来，也就把他落下自顾走了。就这样，我父亲算是逃过了这场“革命行动”。等到武斗结束，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伤员被汽车拉回来时，我父亲直感到一阵暗暗庆幸。

后来时间长了，我父亲遇到这种情况不是肚子疼，就是崴了脚，一次“革命行动”都没参与。造反派也不傻，渐渐地发觉他是个软钉子，于是就不再理他了。好在造反派忙于夺权，也就没时间顾及这个“拒绝选择革命道路”的人，只是贴了几张大字报骂他几句“消极”、“两面派”，也没怎么着他。就这样，我父亲成为了一名“逍遥派”。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二、群魔乱舞

由于局面日益混乱，大家都忙于闹“革命”，生产自然停顿下来，很快就没人管了。我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