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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有个东湖,比杭州的西湖要大好几倍,风景也非常优美,只可惜缺乏人文景观,比西湖名气差远了。东湖边上有一个占地面积很大的别墅群,是毛泽东每次到武汉的下榻之处。毛泽东一生对武汉情有独钟,总是喜欢到武汉来住住,还畅游长江。别墅群里立了一块牌子,上面说这个别墅群一九六二年竣工。后来一九九七年我去杭州出差,导游也说西湖也有毛泽东的故居,还有一条地道通到杭州市区。

解放初期,我大伯一家落户到了武汉,到一九九一年时几个子女也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我的堂兄,也就是大伯的长子比我母亲还大两岁,在长江航运管理局当工人。堂兄的妻子是他在新疆建设兵团插队时认识的,是一个回族阿訇的过继女儿。我的堂嫂故乡原本在宁夏,一九六○年大饥荒时期,全家步行逃荒到新疆。走到沙漠里,堂嫂的亲生父亲又累又饿病倒了,就对家人说,别管我了,你们要是再带着我这个累赘,一个也走不出这沙漠。妻儿老小含泪告别了这个无私的父亲,继续逃荒到了新疆,堂嫂从此再没见到过自己的父亲。到了新疆以后,堂嫂的母亲改嫁给当地回族的一位阿訇,定居下来。后来我堂兄、堂嫂都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这么认识并结婚了,到七十年代末二人返回武汉落户。

此时,我堂兄就住在离汉口老火车站不远的粤汉码头。我父母领着我到了堂兄家,一是跟久违的亲人见见面,二是把我介绍给堂兄认识一下,以便以后有个照应。堂兄一家三口当时住在一幢属于部队的老式楼房的亭子间里,面积还不到十平方米,房子的高度只有两米,个子高点的人进去都要低着头。我的堂兄见到我们来了,也很高兴,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就笑了,说咱们老国家的人长得可真像,个个都是标准的国字脸。

在堂兄家住了一两日,我们一家就到位于武昌紫阳路的Z大学报到了。一进校门,我就大呼上当:这所大学面积充其量不过二百亩,里面挤满了五十年代兴建的苏式简易楼房。到体育馆前的接待站报到时,看到旁边贴了一张告示,说接到上级通知,学费由每年一百二十元上调为二百二十元。于是,等我父母交足了学费、给我留够了生活费后,身上已经没钱了。但他们没和我说,把我安顿好以后就走了。我本来要送他们去火车站,但走到学校门口母亲说,别送了,回去收拾一下,认识认识新同学吧。我站在门口目送自己的父母,母亲扭过头来,又挥了挥手说,去吧,去吧。我这才扭头回去,眼泪却忍不住掉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他们因为没钱住旅店,就在武昌火车站的长凳上坐了一夜,幸亏有铁路免票,第二天才坐上火车。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二、军训琐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最初几年,“军训”成了给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学生们下马威的最好手段。开学典礼过后不久,我们被学校拉到位于武汉关山的一个部队靶场去军训。应当说,一开始我们还是很新奇的,因为很多男孩子都从小梦想着穿上威武的军装、为祖国建功立业。学校给每人发了一套学生军装,我们立刻就兴高采烈地穿着它上街。走到长江大桥时,守桥的武警战士看着我们虽然穿着军装,但戴的帽徽、领章都跟他们不一样,跟“老野”(「注」武警部队官兵对野战军的称呼)也不一样,以为我们是新成立的军种,还跑来问我们的番号。

出发那天,我们被通知要步行走三十三华里到军营。对于很多学生来说,这是生平第一次走那么远的路。那天晚上八点我们举行了誓师大会后准时出发,高举着“Z大学军训团”的红旗,排着整齐的队伍出了校园。我抬头看到高年级的学生们趴在临大街的三十八号楼的宿舍窗户上、楼顶上、阳台上向我们喝彩,他们有的敲洗脸盆,有的燃放鞭炮,有的高声尖叫、吹口哨。当时我们都以为他们是出于热情送别我们,一年以后当我也和他们一样冲着九二级学生高声尖叫时,我才明白,那是一种发泄,夹杂着自己的苦闷、压抑以及对这些幸运的不幸者的同情的发泄……

只走了五、六公里以后,我们队伍的队型逐渐混乱起来,好多人陆陆续续地掉队了。等到走了一半的路程时,我们已经完全成为散兵游勇了。但是我没有放弃,当钢铁军人的梦想支撑着我不停地往前走啊,走啊……直到凌晨一时到目的地。我两腿发酸,脚踝像折断了一样的疼痛。这种疼痛几乎伴随了我整整两年,我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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