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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父亲得病的几年里,我因为工作太忙、经常出差难以帮助家里做事。母亲一边要照顾父亲,一边还要干活糊灯笼、出去推销,给人家送货。二○○二年春节,有个客户要我们在江汉路过街天桥上做一盏三米高的巨型宫灯,价格是两千块钱。宫灯做好后需要画画,虽然父亲当时已经历了将近十次化疗,但还能够起来,仍然忍着痛画了两天。后来我父亲病重卧床,母亲每次要出去推销或者送货之前,都要先喂父亲吃饭和喝水,然后才狠狠心离去。

不光是生意难做,就连那些职能部门也经常来敲竹杠。当地的工商局、税务所都要我母亲订什么《工商管理》和《税务管理》之类的刊物,否则就卡脖子。无奈,我母亲每年都要花好几百块订这些永远不会看的杂志,也从来没有收到过一本刊物。即便是如此艰难,我母亲依然觉得现在比毛泽东时代强,因为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虽然可恶,但自己还是能够凭借双手挣口饭吃;而在毛泽东时代,却连自己出卖劳动力的机会都没有。

从二○○○年到现在,我们家历年卖灯笼的所得如下:二○○○年,二万元;二○○一年,不到一万元;二○○二年年景比较好,卖了四万五千块;二○○三年卖了二万六千块;二○○四年,则只卖了一万六千多块。这些钱除了日常吃饭开销之外,其余的全部给我父亲看病了。当然,和医疗产业化以后医生开出的天文数字的治疗费相比,这点钱还远远不够。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十五、母亲的病

从一九九八年起,我母亲就总是持续低烧。母亲这个人一向泼辣,就总是说这是水土不服,一天到晚忙着做灯笼也不去医院看。父母逐渐年纪大了,每天爬七楼很是吃力,后来就把二楼那套房子简单装修了一下,父母搬了进去。搬了新房子后,姐姐带着孩子贝贝到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一九九九年五月下旬,有一天母亲抱着贝贝玩,贝贝小脚一蹬,踹到了母亲的胸部,顿时一阵钻心的疼痛传来。母亲用手一摸,竟发现里面有一个鸡蛋大小的硬块。

母亲到武汉同济医院去检查,发现是一个很大的肿瘤,而且初查是恶性的。全家顿时陷入一片慌乱之中,惟独母亲一个人很镇静。她说,自己辛劳了一辈子,儿女也都长大成人了,过得都还不错,自己的任务也算完成了,就是死也无憾了。后来复查,医院的结论又变成了无法确定,又要再查。这时,我在郑州的一个表姐闻讯,说自己认识河南省肿瘤医院的一个大夫,那人技术很精湛,救活了不少肿瘤患者。当时我父亲尚显得身体健康,于是母亲由父亲陪同一起到了郑州,住进了肿瘤医院。

那位大夫果然尽职尽责,经过专家会诊,确定母亲的肿瘤是良性的,暂时未发生恶变。后来那位大夫主刀为母亲做了切除手术。我的母亲是个非常坚强的人,在鸡蛋大小的肿瘤切除下来以后,还要医生拿过来亲眼看了看。做完手术后,那位主刀医生钦佩地说:自己做了大半辈子手术,敢于在手术台上直面自己肿瘤的,我母亲还是第一个,真是少见的勇敢。为了节约费用,我母亲做完手术只在医院住了三天就出院回家了。后来母亲对我说:“看来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呢,上帝也没办法把我收了去。”望着母亲憔悴而坚强的面容,再想起从小到大母亲为了我们这个家辛苦劳作、四处奔波的情景,我禁不住感慨万千,不由地想了起一首歌《我亲爱的母亲》。

当年我的母亲,通宵没合上眼睛伴我走遍家乡,辞别父老相邻当时天色方黎明,她送我踏上遥远的路程给了我一条手巾她祝我一路顺风

河边落英缤纷,岸上露珠儿滚滚牧场芳草青青,夜莺整夜啼鸣无论我去到哪里,最难忘母亲慈祥的笑容最难忘母亲关怀的一双眼睛

拿起这条手巾,不由想起我的母亲想起小草细语,榭树摇曳不停这条母亲的手巾,我想起幼年熟悉的情景更有母亲慈爱和殷切心情

即便是自己身染重疾,母亲在河南省肿瘤医院住院期间仍然不忘帮助他人。当时医院里有一个小伙子,才二十五岁,刚刚结婚一个月就查出来得了脑瘤。因为疼痛小伙子极度地灰心丧气,有一天要跳楼自杀,幸而被别人拉住了。母亲闻讯之后,不顾自己的伤口上还插着导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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