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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正在不断地被人们轻蔑地加以揭露，而作为“文革”基础的正是反对重物质利益的原则。曾经有15年没有加薪的中国人，现在开始普遍要求提高生活水平。对于中国社会的这些变化，常驻北京的欧美人士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些人持乐观态度，认为是邓小平领导有方；一些人则持悲观态度，认为中国的精神构造已经彻底变成了“拜物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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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1980年现实主义（5）

中国开始出现一些突击花钱的现象。比如有的青年人特别希望有一台收、录、放三用机，以便录下流行歌曲，可能就会花掉过去多年积蓄下来的全部存款去购买。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之后，人的思想和文化品位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中国也在进行种种改革，比如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体制实行合理化、探索建立新的奖金制度。特别值得提的是两大试验：建立经济特区、建立大范围的经济圈，这给了地方政府不小的自由裁决权。这些改革都是“冲破冻土的希望幼芽”，虽然也会出现种种的问题，但凡是有进步和改革的地方，都是如此，除非，把这些矛盾和希望都覆盖在坚硬的“冻土”之下。

物价就是个大问题。各地乱涨价的现象不断发生，民众也越来越不满。商业部在12月9日发出了通知，要求各地商业部门立即对商品价格进行检查，把不符合规定的价格降下来。供销合作总社也要求各级供销社严格控制物价，切实整顿议价。

连日本的共同社都注意到了中国的物价问题。当时，一些地方扩大了按照规定提价的商品范围，或者提价幅度比规定的大，也有人把二等品和三等品当做一等品出售，从中赚取差价。这一年，偷工减料、粗制滥造、缺斤短两、改换标签等恶劣行为比比皆是。

这一年年底，商业部规定，国家规定牌价的工农业商品，包括进口的电视机、收录机、计算机和手表等，商业零售企业不得提高售价。商业系统的批发和零售企业，除了上级指定兼营的某些商品以外，不准经营本行业以外的其他工农业商品。商业系统经营的议价商品，必须符合政府规定的品种范围。对现行的议销价格，则被要求要“认真审查、打紧费用、缩小差价”，“价格偏高的，应坚决降下来”。这一年，商业部连蔬菜的价格都出台了规定：“大路”菜不能少，不能涨价，不搞议价。

全国城乡商品销售量激增而商业分销网点稀少也是其中的一个矛盾。这一年，刚参与组建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不久的商业专家万典武参加了一个调查组，到天津市了解饮食业及其他行业的一些情况。在调查中，群众对商业网点不足，吃饭、住店、买东西拥挤等现象，提出了很多的批评和意见。完成这次调查后不久，万典武在《人民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商业网点不足的原因和解决的途径》。

万典武以天津为例，对比了1956年和1978年时的情况。1956年公私合营时，天津共有饮食网点7　846个，到了1978年，只剩下1　034个。网点由多、密、小变成了少、稀、大。1956年，每339个居民就有1个饮食网点，但到了1978年，网点负担的居民数增加了8倍。饮食业营业面积已经从1956年的30万平方米减少到了1978年的15万平方米。

万典武认为，天津是全国城市商业的缩影，全国城市商业网点的严重缺乏是十分普遍而突出的问题。不仅是饮食业网点缺乏，而且百货店、副食店、旅社、理发店、照相馆、洗染店、修理店等都严重不足，数量比过去大幅度减少。其他商业环节的批发站、仓库、转运站这些设施也是严重不足，陈旧落后。但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天津市饮食业的干部和职工认为，“尽管工作上有些缺点，但饮食业网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左’的思想的干扰破坏，1958年和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这个行业被砍了‘两刀’。”1958年和1960年的两次撤并网点，就使网点数量比1957年减少了83％；林彪、“四人帮”猖獗期间，这些网点又遭到砍杀，这些仅存的网点又减少了571个。减少的商业网点主要是合作店和个体商户。

20多年来，天津虽然也新建了一些网点，但是，由于纳入不了国家基建计划，企业又无力自筹，网点的建设发展极为缓慢。此时人们已经认识到，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