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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异地成交的现券运回来，我们与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保卫处达成协议，由他们负责国库券运输途中的安全。工商银行保卫处经常有押运本外币的任务，有专用的押运工具、免检证明，还可以佩带武器，有了他们的支持，事就好办多了。空运的话，我们持有免检证明：把国库券装在特制的箱子里，铅封并打上银行特殊印签，可以免托运、免安检，直接进入机舱运回。通过铁路或公路运输的话就更简单，保卫处派几个经警（经济警察）带上武器配合我们，直接就给运回来了。由于业务在工商银行系统内进行，我们每到一地，当地银行保卫处也是全力协助。在江、浙、皖等距上海近的省份，我们干脆请当地工商银行的保卫处帮助我们把券运到上海，我们支付必要的运输费。那一阵子，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保卫处协助我们，南去贵阳，北上沈阳，西进兰州，各省市国库券源源不断地流进上海。随后，通过我们证券业务部和国库券买卖代理点卖给上海市民，我们赚买卖差价，投资者则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率。

１９８８年，我们的国库券日均交易额只有数十万元，到了１９９０年，日均交易额已突破１　０００万元，我们成为全国最大的国库券交易市场。

曾有人对我们开展异地国库券交易表示担心，认为：“国库券发行是全国各省市遵照额度摊派的，你们现在把它们弄到上海，不是意味着上海的资金外流吗？”后来的事实证明，这项业务的开展并不是上海的资金外流，而是外地资金流到上海。早期我们从外省市买入的国库券，一般要比上海的市场价格低５元以上，实际到期年收益率高达２０％以上，另外这些国库券到期后，财政部还支付一个多百分点的兑付手续费，这部分收入最终都落到了上海人的口袋里。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8）

千里运现券

不少文章谈到了我当年参与国债买卖的故事。在王安写的《股爷您上坐——大话中国证券市场10年》一书中有这样一段：

阚治东很是得意的一单生意是——１９８９年，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北方信托公司听到风声，人民银行所属的信托公司都要撤销，但是他们库里还压着１　０００多万国库券。那边的人便想到了工商银行上海信托公司，火急火燎地给阚治东打来电话：我们公司要撤销了，大家都来要钱，而国库券又无法一下子变成现金，请你们帮忙解决。对方报了个价，阚治东觉得很合算：好，１　０００万国库券我们都要了……这１　０００多万元国库券为阚治东赚了百万元以上的利润，也为申银公司的原始积累打下了底子。

应该说，王安写的事是真的，只是传得多了，到他那里不免有些走样。

说到我们与北方那家信托投资公司的那笔国库券交易，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１９８９年冬天，国家发文规定，全国各地信托投资公司，除保留有限几家外，其余一律撤销。这个文件是面向全国的，在这前面也曾有几次要求撤销部分信托投资公司的文件，但实际执行时发生了变化，大部分信托投资公司还是保留下来了。因此，鉴于历史上信托投资公司几上几下的经验，全国不少地方对国务院关于撤销全国部分省市信托投资公司的文件采取观望态度。

那一次，北方某省态度积极，即令省里几家信托投资公司限时关闭。那家信托投资公司名列撤销行列，公司的总经理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库里有１　８００万国库券不好处理，希望我们帮忙解决。那几年，北方城市市民的金融意识较南方沿海城市有一定的差距。我去过北方城市的国库券买卖柜台，有些市民往往是喝酒时想起酒钱，就拿几张国库券到证券业务部，也不问价，换几个酒钱就行。当地国库券买卖柜台的经营手段也不灵活，买卖差价搞得很大，有的差价达２０元以上，好像故意让人卖出而不要买进似的，不少信托公司证券部由此积压了大量的国库券。这些信托投资公司并不怕积压现券，他们清楚这些现券的到期收益率远远高于其他投资。但是，那家信托公司碰上了全面清盘，就不得不解决这些库存国库券了。

通过电话，我向那家信托公司的老总详细询问了那批国库券的品种和价格情况，得知大部分是１９８６年７月１日对个人发行的国库券，年利率为１０％，5年后一次偿还本息，也就是说，到１９９１年７月，这批券每百元连本带息值１５０元。我问对方打算卖什么价格，对方答１０５元左右。我知道对方开出的价格是有还价余地的，那几年国库券的投资价值不受重视，这批券对方柜台的收购价估计是９０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