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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傍晚下班回家后接到战友老鲁打来的电话，寒暄一番后老鲁问我下个月有没空，有空的话去他那儿转转。

我当然明白老鲁的意思，我也绝对不会忘记下个月，也就是2009年的2月17日是我们出国作战30周年。

30年前南方的那个阴郁潮湿的春季，我们的很多战友，很多情同手足的兄弟，永远地留在了那个阴郁的季节里。

电话里我们都哭了，哭的老泪纵横。可能是人老了的缘故吧，特别容易伤感，记得自从长大成人后就再也没有流过那么多的眼泪了。至于老鲁，在我心目中简直就是坚强的代名词，我清楚地记得他压根儿就从未在我们下属和战士们面前流过眼泪。

太伤感了，以致于儿子一进门就用怪怪的眼神看我。

我能理解儿子的想法，的确，两个老头儿抱着电话哭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换了谁都会感觉怪怪的，而且我也知道对于儿子这种蜜罐里长大的80后，是无法了解我们这种生死离别的战友之情的。

那时候我和儿子现在的年纪差不多，在那个热情似火的年代，相对于大院里的伙伴们我是幸运的，与我年纪相仿或稍大的伙伴们要不是早早地就穿上了军装，要不就是到“广阔的天地”里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

当我这个“落后分子”看着伙伴们一个个离我而去，教室里的同学也一天比一天少时，我和我那专制的老爸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激化。正当我万念俱灰时，天上掉下了一个大大的馅饼：那年冬季的某一天，老爸竟然破天荒地亲自送我去军分区参加当年的新兵入伍体检和考核，并顺利地通过了考核被保送到北京老爸的母校进修。当时还认为完全是因为自己良好的体能和出色的数学几何成绩的缘故，为此在老爸面前还着实抖了一把。现在回想起来，极有可能是我那正统而古板的老爸为我走的唯一一次后门。

如愿穿上那身军装（虽然上中学后也穿军装，但那是老爸和总务交换的小号军装，严格意义上说是不属于自己的）的自豪感和初到部队院校学习、生活的新鲜感很快被打破。

那几年是动荡和风雨飘摇的几年，先是敬爱的周总理离开了我们，接着是唐山大地震，然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也离开了我们。悲伤过后，心里感觉异常的彷徨。其实，在那个年代，不单是我，全中国人民都感觉彷徨。每天专业理论和政治学习各一半，教员们也一样，除了上课外，大家相互间都不怎么说话。

印象较深的是唐山大地震期间，学校部分高年级的学员和隔壁军医学院的漂亮姐姐们去了灾区，回来后不少人受到了表彰，但在表彰会上却出奇地一致严肃寡言，个个表情严肃的象是被批斗。

同班同学有个哥儿们大我们两级，也是受到表彰的其中一位。回来后的那个礼拜天同学请他下馆子庆祝，叫上我一块儿。那哥们几杯二锅头下肚，竟然哭得一塌糊涂。看着一米八几的个子，整天牛B哄哄的那哥儿们伤心成那样，我和同学都感觉不可理喻。直到后来，当自己站在堆满装盛阵亡战友的黑色尸袋前面，才理解那哥们当时的心情。

当华主席的大头像被人从教室墙壁毛主席像旁边取下的时候，我也结束了三年的学员生活，被分配到XX军区驻华北某部机关任职。部队的生活远没有想像中的刺激和精彩，每天早晨出操，上午、下午上班，一、三、五晚上政治学习和*讲评，仍然跳不出宿舍、办公室、食堂三点一线的生活。

这样枯燥的生活持续了大半年后，我开始在报纸、内部刊物和日常的政治学习中嗅到了一丝异常：报刊和领导们的报告中开始提到了我们南面那个曾经的“同志加兄弟”小国开始不怎么友好了，而且被提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了，其“不友好”行为由驱逐我侨民，到公开的边界挑衅，再到开枪开炮，后来竟是武装越界了。

倍感兴奋的我飞快地写信向几个要好的同学和一块儿长大的伙伴汇报我的发现，伙伴们的回复印证了我的发现，原来这帮“不安份份子”都或多或少地感觉到了异常，一个在一线野战部队服役的伙伴还偷偷透露，他们部队已经开始有战士写血书了，他自己也写了，不过血只挤了一点点，不够，大部分其实是用红墨水充数的。

看来动手只是时间问题了，我当然不能落后，于是我也很快地向我的上级递交了决心书，要求组织调我去南疆一线部队。同时，整个人也比以往积极多了，认真地加强技术业务能力，没事老往警卫连跑，和警卫连的新兵蛋子们一块儿摸爬滚打，跟老兵学习各种战术动作和操弄各种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