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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很高兴，我也很高兴，很想去，脱不开身，请你们几位代表我去慰问前线军民。还说，你们回来，可以写诗，写报告文学，写散文，我等着看。

江青派给我们这个任务，是蓄意破坏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战略部署，是干扰军队，为她当“女皇”捞取资本；在我个人来说，是被阴谋家利用，是充当他们搞阴谋的工具。我却糊涂地认为这是“党”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觉得很“光荣”。我是搞文学创作的，既没有义务，也没有资格去充当一个政治局委员的“代表”、干送信和散发材料的角色，而我却没有抵制，没有拒绝。可悲的是，我连抵制、拒绝的念头都不曾有，就乖乖地遵命了。

第三次跟叛徒江青在小范围场所见面，是从西沙回来的3月5日晚上，接到市委通知，让我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当时在场的除了我们三个之外，还有“北影”、“乐团”和“八一”电影厂的十几个人分头做汇报。在这个会上，我亲眼看到叛徒江青一怒之下就宣布了一个曾经受她重用的文艺界领导干部的政治死刑，当场让秘书取来那个干部的材料袋子。我跟江青坐的距离比较近，匆匆地朝那袋子上看一眼，瞧见上边写着人名和号码，心里不由得一惊，暗想：这样被江青重用的人物，她都准备着随时打击的材料，实在太可怕了。我还联想到《欧阳海之歌》的作者曾经被她重视过，后来又被投进监狱的实例，我的那种“可以安心写作”的幻想开始动摇了。我强忍住惶恐，做自己的思想工作：她是中央领导，不会随便诬陷人的，自己往这方面想多了，倒会犯错误。我就这样压下了自己的波动。两天以后，接到跟我同去西沙的那个诗作者的电话，说他写的“诗报告”不仅完成，而且江青看了，批准了，立刻就要发表。我十分紧张，因为我要写的作品还没有构思好。我唯恐落后，急忙追赶，拼命地写了两个星期，把《西沙儿女》全部起草出来了，同时打印，立即送江青审查。大约在三天以后，于会泳就给我打来电话，说：首长（指江青）不看稿子了，作者自作处理，我们保留批评权。江青不看稿子，还要“保留批评权”，使我的精神有些紧张，怕被抓了小辫子而挨棍子，于是在修改的时候，越发向“诗报告”靠拢，认为那样保险系数会高一些。很多毒素就是在这种心情支配下注入的。在“奇志篇”中，我用了“庐山劲松”，是受“诗报告”的“启发”，很自然地因袭下来的。我当时甚至觉得用那张照片，比用一条语录形象，自欺欺人地认为有主席题诗，不会错。在修改定稿时，我又塞进了江青的一句黑话，即“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是我经过思考、自觉地这样做的。当时我在广州石岗修改稿子，军营里放大喇叭，正播“诗报告”。当我听到诗里边的那句话的时候，心里一动，想起在文化部“创办”讨论修改“诗报告”的时候，于会泳曾说他专门找江青核对过那句话。那句话既然是江青及其亲信所重视的，如果我在作品里不引用，很可能使江青怪罪，起码会有所不悦。于是，我就在校样中间找了个地方，把这句话填了进去。这样一来，这句黑话，加上“庐山劲松”的照片，就构成了这样一个事实：叛徒江青是西沙自卫反击战胜利的精神指导者和鼓舞者，我给江青树了碑、立了传，这是在政治上犯的严重错误。

1974年是我被叛徒江青完全欺骗的阶段，除了送黑信、写《西沙儿女》被她利用以外，我还按照她在一份简报上的批示，到西四北小学参观，写了一首儿歌，我还自动地到过江青鼓吹的小靳庄参观，写了一篇散文。这些都直接地为这个阴谋家捞取了政治资本。这期间，当江青送材料给我或让我看了电影《中国》以后，我给她写过信，还向她汇报过《西沙儿女》的主题思想和写作过程（到1974年秋天以后，再没有给她写过任何信）。这些信虽然没有一封是“告状”的，没有一件反映别人别事的内容，却有不少“感激”她、恭维她的话，这些反映了当时她那假面具和特殊地位对我的欺骗很严重，也暴露了我把毒药当蜜糖吞吃的那种“得意”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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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内中滋味难以道明（5）

1975年是我对叛徒江青的丑恶面貌有所认识的开始。1月初，我在密云县深入生活。有一天夜间，我跟县委书记何奇珍同志下乡回来，互相信任地谈起我们党内政治生活中一些令人不满的现象。何奇珍同志为一些好作品和老作家被压迫鸣不平，嘱咐我小心。忽然，他忍不住地当着我的面骂起江青，她算什么东西，信口开河……她一个人就代表党了？这是我头一次听到这样正义的声音。当时，我虽然只是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