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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范仲淹己经有他的势力了。那就是他的力量之源――道德人心。在北宋，范仲淹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引领了一个潮流。但更准确地说，他是让一些问题尖锐化、表面化的导火索。那就是宋朝文官们的平静中的分流。

宋朝的文官太幸福，从宋太宗开始就泡在蜜水里长大，而且水里的甜份还不断地增加，幸福啊，过了度就产生了副作用。文官们、士子们中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追求更大的甜份，皇帝说怎样就怎样，宰相说怎样就怎样，一点出格过分的事和话都不说不做，一切只为了得到更大的好处；可另一派就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向往着精神方面的崇高伟大，一切的言行思维，都向远古时代的无比清高的绝种人类靠拢，即“君子”们。

严格地说来，这些君子的向往者、跟随者们也要钱，至少是不拒绝钱，但他们把一些东西看得更高。比如国家的兴旺要比个人的幸福优先，民众的思想教育要比个人的声色娱乐优先，甚至皇帝的品德操守、工作态度，要比自己的性命、全家全族的性命优先！也就是为国为民，不惜牺牲任何代价。

而在当时站在范仲淹那边的人的大多很年青，职务大部分都在馆、阁之间，比如天章阁待制李绒、集贤院校理王质、秘书丞、集贤院校理余靖、馆阁校勘尹洙，以及宣德郎、馆阁校勘欧阳修。这都是些文学闲职的年青人，共同的特点是学问好、才学高，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之所以聚到了一起，除了举国科考制让他们在同一个考场追求分数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诗词文章。比如欧阳修，他进开封城没多久，就迅速地打入了这个小圈子，与他在文艺复兴之都――大宋西京洛阳钱氏沙龙里的显赫声名有关。

于是乎，这些了不起的年青人们就都聚在了一起，每日里行风雅之文，忧天下万众之事，日子过得既轻松又神圣，直到他们的带头大哥范仲淹与黑恶势力交上了火。他们也再坐不住了，之后才有吕大宰相的12字回批中的“荐引朋党。”朋党，这些风华正茂的年青人啊，你们知不知道就是这两个字，往远里说，把大宋的江山社稷给毁了。往近里说，你们把范仲淹直接废了。不过这也怪不得他们，因为孔、孟诸贤的圣人语录里并没有“祖宗家法”等内容，他们不该懂的什么都懂，而该懂的，却都不屑一顾。

范仲淹和他的朋友们，就一直郁闷的生存、抗争、理想、破灭、继续抗争……直到沧桑到死。就像他们这时刚开始，就莫名其妙的遭受了第一次打击。无论范仲淹怎样答辩、追问，吕夷简的12字真言威力无穷，皇帝的处罚颁布――剥夺范仲淹京城一切官职，罢免其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在当年的五月九日，被贬到饶州去做地方官。

没能扳倒吕夷简，范仲淹开始反省，他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干系也很大，可以说此人是当时宋朝唯一能对抗吕夷简的人，无论是资历、威信、名位还是在皇帝眼中的份量，都只在吕夷简之上，如果他能及时动手相助，吕夷简早就卷铺盖回家了。但让人愤怒的是，这人从始至终袖手旁观，根本无动于衷。这个人就是王曾。以他当年对抗丁谓，制约刘太后的声望，以及曾任7年首相的资历，无论从哪一点来说，吕夷简都无法望其颈背，如果他适时出手，吕夷简绝对没法举重若轻地胜出。至少王曾说话，他得一条条地回答，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9）

本着这个原则，范仲淹决定直接拜见王曾。而王曾只给他讲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手握国家权柄的人，如果只想让大家说他的好，不让大家说他的坏，是可能的吗？

这是在说，吕夷简一定是坏人吗？他做的都是坏事吗？当家人就是泔水缸，做得越多，就越招人嫉恨，只有什么都不做的人，才没人讨厌！一语惊醒梦中人，范仲淹猛然自省，自己做的都是对的吗？一些最基本的，平时绝不怀疑的原则观念在他的心里升出了问号。这句话是范吕之争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契机，王曾的回答就是范仲淹超越欧阳修、韩琦等同辈，甚至远远超过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成为宋朝三百余年间第一人的根源所在。

是做圣人，还是做事？是想建设，还是在破坏？回想这些年，他在地方上的确又治水、又救灾，做了很多的实事、善事，可是只要一进入京城，就立即投入了破坏之中。比如说，他按着这样非黑即白的观念继续做下去，扳倒了吕夷简之后还要再做什么？再去扳倒谁？一生就只是在打压、攻击、漫骂中过日子吗？

谁做事，就在边儿上铆足了劲等着挑错，这样的人，就是君子吗？观念的改变，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