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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得知雅克的死讯时，我整个人都垮了。我不再做梦。伊丽莎白把我领到她家。她在海法安了身，在一幢看得见大海的房子里。我不知道我身处何处。我在大马路上游荡着，一直走到我们当初下船的那片海摊，这一切已经过去那么久了。在人群中，我碰到的总是一个人，一个看不出年龄的侧影，穿得破破烂烂的，脸用一块斑斑点点的旧布遮着，在溪流边大踏步地走着，好像是个疯子，孩子都跟在她后面扔石头。有时我会看见她坐在墙角下，躲在阴处，漠然地对着来来往往的汽车和卡车。有一天，我靠近她，想要从她的眼睛里读懂点什么，想要认出昔日萘玛的光辉。看到我走近，她伸出了手，这是一个老女人的手，非常瘦，皮肤下的血管盘曲突出得像一堆蝇子。我不由稍稍退后了点，觉得一阵头晕，于是这个失去理智的乞丐朝我身上吐了口痰，就飞也似地消失在灰蒙蒙的小路上。

我也和诺拉一样，到处看见的都是死亡和鲜血。这是冬天，太阳点燃了加利列山脉，点燃了公路。而我肚子里承受着这团分量，这个火球。夜里，我不再能够入睡，我的眼皮重又睁开来，眼睛里仿佛有盐粒。我不能够明白，好像我已经穿越了死亡重新和雅克在一起了，就通过这个他放置于我身上的生命。我和他说话，好像他已经在了，能够听懂我似的。伊丽莎白听我说着，她抚着我的头发。她认为这是悲伤所致。“哭吧，小星星，哭了以后你会觉得好些的。”我不愿意和她谈到孩子。

有一天，我在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我和市场旁边的那个乞丐踩着同样的节奏。然后我就做了这件丧失理智的事情。我拦下了一辆运军需品的卡车，成功地让那两个年轻得几乎还是孩子的士兵相信我要去前线看望我的未婚夫。我一直和他们坐到台伯里亚德湖那里，在那里我开始在山坡上走来走去，不知道自己是往何处去，只是在牧羊人雅克死去的这块土地上走着。

太阳在灼燃，我感觉到遮阳光的重量压在我的肩头，压在我的背上。我穿过种着橄榄树的平台，走过废弃的农庄，走过农庄弹孔凿凿的墙壁。没有一点声音。就像是在费西奥那的公路上，我守着父亲会随时走来的那座山时那样。寂静和风让我的心跳得厉害起来，阳光照晕了我，但是我仍然继续走着，穿过寂寂的山峦。

有一下，在路边，我看见了一辆坦克停在那里。这不再是那辆烧得半焦，动弹不了的履带散放在地上的坦克了，但是我非常害怕，我不再敢往前进。稍远处，我走到了挡板那里。这是用圆木加固过的沟堑，弯弯曲曲地沿着山壁延伸上去。我就沿着沟壑走着，接着我在沟边坐下来，望看台伯里亚德湖，看了很长很长时间。

士兵是在那里找到我的。他们把我领回指挥部，讯问我，因为他们以为我是叙利亚人的间谍，接着一辆卡车又重新带我回了海法。

伊丽莎白组织了一切，决定下一切。我将去加拿大，蒙特利尔，到马克·吉尔大学去念书，学医。这正是牧羊人雅克的心愿。我为了孩子接受了。这是我的秘密，我愿意在一个很远的地方把他生下来，不愿意让伊丽莎白知道。三月底，我登上了“神公”号，这是艘运联合国送给阿拉伯难民的生活用品和药品的小船，一直到马赛都可以搭客。在马赛，我又转上了“内阿·海拉斯”号，就是它带着移民开往“新世界”。

我的小太阳出生时是7月底。我曾经梦想过让他出生在那里，大洋另一头我们自己的家园，就是伊丽莎白和我下船初抵的那个海滩。怀孕的最后几个月非常艰苦，我不再去学校了，这个学期糟糕透了。老师们都是一副漠然的态度，除了那个叫做萨尔瓦多里的，他是病理学的老师，年纪蛮大的了，留着小胡子，戴着一副甘地那样的小眼睛。他对我说，您以后再来吧，等生完孩子再说。他保留了我的奖学金，并且我不用重新再考试了。

是罗拉一直在照料我，就像我的姐姐。她也怀孕了，但是她的孩子要到圣诞节才会出生。我们就这样互相扶持着，彼此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她总是笑我有一种神态。她也是一个人，她的未婚夫没有留下地址就走了。我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一起。她教我瑜伽功。她说这对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是有好处的。呼吸，做腹部运动，坐一个松松的莲花座，闭上眼睛沉思。罗拉真是很滑稽，她身材根高，有点神经质，脸很孩子气的，上面有两只人眼睛，头发做卷，皮肤就像是荷兰洋娃娃一样。她叫做冯·瓦尔桑，我真弄不懂她的父母为什么要给她起这么个墨西哥人的名字。

我们淡论着名字的事。她想要个女孩，她列举了一大堆名字，每天的顺序都不同，雷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