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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史书的慈禧知道，太后临朝听政在汉代高祖刘邦死后就已经出现了，可吕后是如何临朝听政的，文献缺少记载。此后，东晋的历史上也有太后听政的，为了规避不得直面男人的规则，便在朝堂上垂帘执政。

东晋康帝司马岳仅做了两年的皇帝就死了，两岁的儿子司马聃即位，是为晋穆帝。由于穆帝年幼，无法亲理朝政，领司徒蔡谟等人要求太后听政，小皇帝的母亲褚蒜子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永和元年（345）正月新年朝会上，皇太后褚蒜子抱着小皇帝登临太极殿前殿，大会群臣。大殿之上，为临朝的皇太后褚蒜子专设了白纱帷帐。褚蒜子悬挂帘子在朝堂听政，既象征性地回避了与男人的直接接触，又代小皇帝处理了朝政。在向传统文化妥协的条件下，促成了皇权的连续发展。于是，太后垂帘就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种封建专制主义皇权统治的特例，被那些企图临朝称制的太后们奉为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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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　垂帘听政（2）

慈禧听政也必须遵循垂帘的惯例。

九月三十日，抵京的第二天，慈禧就颁布上谕，对于听政一事“著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如何酌古准今，折衷定义之处，即行妥议以闻”。经过大臣们一议再议、一改再改，经过半个月的反复磋商，一份史无前例的的垂帘章程终于出笼，对两宫太后垂帘一事作出规定：

两宫太后召见、引见臣下时，都需要隔着帘子进行。

召见、引见是很有讲究的。

除了定期的朝会大典以外，清朝皇帝与大臣的交流有两种比较常见的形式：折奏与面奏。而臣下面奏皇帝时，又分为召见、引见。召见，俗称“叫起”，皇帝要商议军国大事时，就召见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六部九卿等官员，召见时必须由重要的官员带着面见，这些重要的官员主要是亲王、御前大臣轮流带领；引见，俗称“递牌子”，是被任命的有一定品级的文武官员上任之前，面见皇帝，引见需先进名单、履历折、绿头签，一人或数人觐见。召见或引见的官员须由奏事处的太监传旨，直呼被召见人的姓名然后领进屋，大臣进来必须先跪安养心殿明间，口称“臣某某某恭请皇上圣安”，满人则称“奴才”，起立后趋走到皇帝所坐近前，在预设的白毡垫上再次跪下，皇帝问即答。无论召见、引见的时间有多长，官员必须一直跪奏，待皇帝说“跪安”，方表示谈话结束，才可起立后退至门口，然后转身退出。清代只有极少数人因身份特殊，可坐或站与皇帝谈话。如顺治时摄政王多尔衮免礼仪，康熙时顾命大臣鳌拜赐座谈话，同治初期议政王奕䜣、光绪时期醇亲王奕不仅“王爵世袭，食亲王双俸”，并“免召对叩拜”，即可站立与皇帝谈话。但也不是永远不变，如恭亲王在同治时以议政王身份可站立谈话，但进门时也要跪安。在光绪时期恭亲王只是领班军机大臣，就必须跪奏了。跪奏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此大臣们都练就了言简意赅的本领，常常在三句话内就将问题说清楚，以免皇帝继续追问，以减少跪奏的时间。而且多半用厚棉絮做成护膝，以免跪奏时间过长引起疼痛，并且经常练习以免“失仪”（清制君前“失仪”要受处分）。清代笔记载：同光时军机大臣王文韶年届七十，仍每日在家练习下跪。皇帝召见大臣在养心殿的东暖阁，引见大臣则在养心殿的明间。

为了显示两宫太后听政与历代皇帝处理朝政没有区别，是政权的延续，慈禧决定召见、引见臣下时，地点不变，依然在养心殿，只是隔上了薄薄的帘子，在东暖阁召见时，在东大墙前的栏杆上罩上一幅黄幔；在明间引见时，则用八扇黄色纱屏相隔。

慈禧如何引见大臣？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后来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与其父亲翁心存被引见时即在明间，翁同龢记载了引见的过程。是日黎明，翁同龢与父亲入宫，辰正（上午八时），引见于养心殿的明殿，慈禧、慈安坐在精致、华丽的八扇黄色屏风的后面，透过纱屏，可以依稀看到两宫太后分别端坐在左右两侧。小皇帝坐在屏风前的御榻上，前面设有御案。恭亲王奕䜣立于左，醇郡王奕立于右。吏部堂官递绿头笺，奕䜣接后呈送皇帝案上，小皇帝示意，再由醇亲王送至帘前，由帘内的首领太监接下，捧至两宫太后的案前。前后引见半个多钟头，即退出。

养心殿东暖阁太后垂帘听政处在被太后引见的时间里，翁同龢与其父亲翁心存与太后进行了怎样的交流，翁同龢没有记载。但在同治七年十一月，曾国藩由两江总督改任为直隶总督时，在上任前被两宫太后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