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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政变成功以后,慈禧竟然在几日之内连封恭王几项要职,其恩泽上被母亲,下及子女。一时叔嫂之间互信之诚,报恩之厚,于历代鲜见。不想,短短三年里,所有恩赏,一日之内,荡然无存。不由得让人慨叹世态的炎凉!或许,这并不仅仅是人情的冷漠,而是权力的角逐与###的惨烈已到了泯灭人性的境地。

诏书发布后,“朝野骇愕”,如此巨大的政治风暴,朝野上下猝不及防,许多满汉大员不知所措;慈禧仅凭蔡寿祺一道捕风捉影、“难以悬揣”的奏折,便给奕䜣定下罪状,并开去所有职务的做法,人们很不理解。一时间反应之强烈,出乎慈禧意料,她面临极大的压力和挑战。

第八讲 压制奕䜣(4)

1�诏书发布后,不论宗室亲贵,还是部院大臣,外省督抚,都对慈禧的做法表示反对一时间,满朝文武上自亲王、大学士、军机大臣,下至科道言官,大家众口一词,要求恭亲王复职。

更令慈禧没有想到的是道光帝的第五子惇亲王上书为奕䜣辩白。他说:“有关于恭亲王的事情,实属暧昧,仅仅以语言和行为上的小过错,就骤然予以严惩,无以昭示天下。”并一语中的地指出:“恭亲王自做议政王以来,办理事物,没有听说有什么大的劣迹,惟有皇太后召对时,在言语词气之间,有一些不恭,这也不是臣民所共见共闻的;而所参劾的内容又没有真凭实据,若一味坚持罢斥奕䜣,恐怕传闻中外,议论纷纷。”

惇亲王是“奕”字辈中最年长的亲王,而且性格直率敢言,如今他出面吁请,慈禧自然不能不考虑。次日,早朝中发生的一件事情颇能说明此时慈禧内心的矛盾和所承受的压力。

接到惇亲王奏疏后的早朝,慈禧分别召见了倭仁和周祖培等八位大臣,明确表示对奕䜣的处分不能更改;召见文祥等军机大臣时却说,你们共同上疏请求重新任用奕䜣,照办就是了。

于是倭仁等与文祥等共同召开六部九卿等参加的会议,可当文祥传达了太后旨意后,倭仁坚决反对,说这不是太后的旨意,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于是,大家只好让钟郡王(奕䜣的八弟)出来作证,因为这天早晨是钟郡王以押班者的身份分别带领他们去召见的,也只有他才听到了慈禧的两次懿旨。但是钟郡王却语出惊人:“固皆闻之。”也就是这两方面转述的太后懿旨都是慈禧说的,他完全听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大家面面相觑,无所适从。

慈禧向来以机变、狡黠著称,听政三年,一直以明断与果决为朝臣所倾服,然而此时她却一个早朝两种态度,如此的犹豫不决,难怪朝臣“相顾失色”了。

2�蔡寿祺所言为不实之词

经审讯,蔡寿祺所言总理各国事物衙门的薛焕与陕西巡抚刘蓉均是贿赂奕䜣而得此任,系属风闻,反倒是刘蓉戳穿了蔡寿祺在四川招摇撞骗、惨遭驱逐的事实。获悉真相以后,朝野哗然,大清帝国二百多年中,还没有一个人敢用“莫须有”的罪名参劾一个亲王,而这个亲王是皇帝的嫡亲叔父,是为小皇帝的母亲一手完成垂帘听政事业的功臣,更是军机处的领班大臣。然而正是依据了这些不实之词,他竟然被革去一切职务。慈禧感觉到了沉重的舆论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慈禧被迫做出妥协,当然,她认为打击、羞辱恭亲王的初衷已经达到,便在四月十四日召见了奕䜣,恭亲王当时伏地痛哭,其实他多半是百感交集——原来他确实没把这个嫂子放在眼里,而且自己功高盖世,命运竟然像羽毛一样顷刻间被折转翻覆,他深感猝不及防!慈禧又以同治帝的名义下达谕旨,说由于恭亲王伏地痛哭,无地自容,经面加训诫后,既然能够领悟此意,改过自新,所以“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免去他议政王头衔,“以示裁抑”。

慈禧通过蔡寿祺的奏折所引起的这场风波,“玩一亲王于股掌之上,谴责之,以示威,开复之,以示恩”(蔡东藩语),使恭亲王的权力大为削减,而自己得以正式执掌朝廷内外大权。此后又进一步对恭亲王领导的洋务事业进行打击和限制,使其“事无巨细,愈加夤畏之心,深自敛抑”,可谓进一步退三步,举步维艰,大清帝国刚有点新气象的洋务运动又落在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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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 初兴洋务(1)

慈禧垂帘听政初期,正值西风东渐、洋务兴起的特殊时期。也就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清政府一批上层官员,以自强、求富为目标,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发展近代教育、近代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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