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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园旧书摊与历史写作（1）

——《帝国政界往事》写作自述

潘家园旧书摊相当准确地传达和体现出了首都居民图书阅读中的好恶与淘汰机制。我在写作“帝国政界往事”系列时，如果说遵循了什么写作原则的话，那就是时时刻刻警告自己：不要为潘家园旧书摊提供甩卖的货。

一

我差不多每个周末都到北京潘家园去淘旧书。时间久了，发现有两类书时常以一两元钱一本的价钱在那里被甩卖；甩卖者叫喊得很热闹，却少有问津者，估计其不久后的归宿只能是造纸厂的纸浆池了：

一类是成堆的新书。这些书包装漂亮，用纸考究，印制精美，时常起了个耸人听闻的书名，且成批、成套、成系列、成大全，且不乏以我国文史界名人名家为号召，内容则大体上是所谓“攒”——由写手们抄来抄去东拼西凑起来的；据说，这类书的策划和制造者们所瞄准的，并非是读书人口袋里那不多的钞票，而是那些不读书却有钱的各级官员和各类大款们，供他们摆在硕大的客厅或办公室豪华书柜里，以示品味的。于是，书商们得到了钱，摆书者得到了品味，剩余的就来到了潘家园旧书摊。

另一类则新旧杂陈，细细看去，常令人生发触目惊心之感慨。原因是：里面聚集了大量我国史学界的名人名著和教科书。翻开来再看，就会发现，从史料的选取，到史识的应用，如教师爷一般，充满了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的不容置疑的结论，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用毛主席的话说，真正是语言干瘪，面目可憎，的确称得上不忍卒读。由此明白了这些书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而另一类历史读物，老几代的如王国维、陈寅恪、费正清、史景迁、黄仁宇、唐德刚的著作，新一代的如李零、吴思、茅海建、张鸣、于涛等人的作品，在那里则全无踪影。数年间，我在潘家园细细搜寻，于此基本没有斩获。和摊主们聊天时，他们告诉我，其基本货源，以废品回收站和在居民小区走街串巷收破烂的为主。由此可知，潘家园旧书摊相当准确地传达和体现出了首都居民图书阅读中的好恶与淘汰机制。其间，让人无法不产生时代演进之沧桑感慨。读书、写书、出书者实在不可不察。

我体会，“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说今天的生活是历史的延续；其二则说今日的人们应该用更新、更符合当代人类智慧发展水平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只有这样，以往发生的一切对今天的生活才会有借鉴意义。换句话说，如此，历史才会给人们提供更多的智慧。

这就要求从事历史写作的人，必须忠实于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从真实的、活生生的史实出发去描述与理解历史，而不是用固有的概念和理论去图解历史。那种不由分说地愣把史实往概念中生搬硬套的历史著作和教科书，就像“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高大全”式的文学作品一样，不太可能会有生命力。

我在写作《帝国政界往事》系列时，如果说遵循了什么写作原则的话，那就是时时刻刻警告自己：不要为潘家园旧书摊提供甩卖的货。

二

曾经有人问一位西方的学问大家：如果让他在十个不同的时代和国家生活，他会怎样选择。这位金发碧眼的大学问家第一志愿，就是希望生活在中国的北宋时代。我想，我同意这位大学者的选择。但要加一个限定词：就是我的第一志愿是选择生活在北宋的仁宗年间。

写《帝国政界往事》“大宋篇”时，和阅读宋史时的感受很像：大喜大悲，亦喜亦悲，由喜到悲。

这个朝代的农业、手工业、科学技术进步、对外贸易与国际交往、城市建设与发展、文化事业、教育事业，差不多都达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巅峰。我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是在宋代大规模投入使用的，当时最大的私立大学可能达到了上万人的规模。宋代文化辉煌灿烂，所产生的历史文化名人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而同样是在宋代，酿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冤案——岳飞之死；产生了我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坏蛋——秦桧；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耻辱——靖康之耻，两代国家元首成为敌人的俘虏。还有许多许多。在我国所有大一统帝国中，宋代又是最为“积贫积弱”的一个朝代。

这一切是怎么形成的？

我理解，历史写作的任务，就是不但要告诉人们历史真实是怎样的，还要告诉人们，为什么是这样的。过去，我们读到了太多对上述问题的解释。至少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