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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所以选中林纾来充当这个倒霉的角色，就是因为林纾名头特大。除了其翻译小说在普通读者中风行，更重要的是，他是出色的古文家，1918年之前，已出版《畏庐文集》、《左孟庄骚精华录》、《韩柳文研究法》、《畏庐续集》、《春觉斋》、《左传撷华》、《论文讲义》、《文法讲义》、《文章流别》、《文学史》等大量诗文和学术著作。在当时的文化界，不论是创作还是研究，林纾都可谓是头号古文大师——树一个文言文上最牛的人为靶子来攻击，最能扩大“废文言倡白话”的影响。

林纾被新文化阵营选为“头号敌人”，还在于其他老派人物对新文化的咄咄逼人装聋作哑之时，他已有些回应，对“废文言”颇有微词。他又是最可能站出来代表旧阵营上阵的人。

林纾的厄运来了。他果然按捺不住，参与了这场让他在文化史上身败名裂的论战。

我们知道，白话文的确在短时间内排山倒海般取代了文言的正宗地位，林纾当时肯定失败得够狼狈。这也正是后世所熟知的林纾形象：不识时务，因循守旧，螳臂当车。2005年出版的一本《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论》里说，“林纾对新文学运动的攻击是声嘶力竭而又苍白无力的”。对守旧派代表林纾及其失败的这种描述在大学教材里代代相传，成了他摆脱不掉的“脸谱”。

新文化运动已过去八九十年，今天，可以全面了解这个人物，心平气和地回顾林纾与新派的论战，洗去激进的五四时代涂抹在这个可敬的老人身上的那些不公正的色彩了。

林琴南出生在福州城东莲塘一户贫寒人家，五岁那年，租船运盐的父亲遇到盐船触礁沉没的惨祸，林家倾家荡产赔偿损失，然后父亲抛妻别子，渡海到台湾打拼。

幼年的林纾由外祖母启蒙，他天资聪颖，一走到书塾窗外就舍不得挪动脚步，然而家里没有钱给他上学。林纾爱书，买不起，就借；借来，就抄；还到垃圾堆捡破书，捡来粘好补齐。偶尔，有人送他一两本旧书，他如获至宝，把书读了又读，然后小心珍藏。

他曾在居室的墙上画了一口棺材，旁边写道：“读书则生，不则入棺。”

十六岁时，林纾也到了台湾，和父亲一起经商。他做生意业绩平平，在台湾三年并未赚下什么钱，随即返乡娶妻。岳父希望他光宗耀祖，出资让他继续读书。三十一岁时，林纾才中举。

林纾和夫人刘琼姿育有一女二子。然而，1893年之后的几年里，长子、妻子、次子、女儿相继辞世，命运对他极其残忍。

痛失亲人的林纾幸好还有一群朋友。朋友在他危难之时予以劝慰、帮助，他对朋友的回报也是赤胆忠心。成了大名人之后，五十多岁的林纾得知早年朋友丁凤翔生计无着，靠给人写状纸糊口，就寄信问候，并寄去二十大洋。钱寄到丁家时，丁凤翔正患重病，无钱求医，这二十大洋不啻成了救命钱。林纾闻讯马上又寄去一支人参。此后每年总要寄去六十或一百元钱，一直持续了十三年。

丁凤翔七十三岁那年自沉江中，林纾挥泪写下祭文，尔后尽心尽责抚育他的幼孙。

林琴南还有一个少年时结识的朋友王灼三。清贫的王灼三病逝时，林纾替他办了后事，又拿出四百元给他的妻子，并将其子王元龙领回家中抚养，学业方面给予悉心指教。

林纾先后为亲友抚育孤儿七八人。

在思想上，读古书、写文言的林纾也跟后世所草草描画的“保守者”形象有不小差距。在清末，林纾属于眼界开阔、思想开放的人，他主张维新和君主立宪；他同情中国妇女命运，是中国最早倡导女权的人之一；他还反对官本位传统意识，呼吁实业兴国。另外，他翻译了那么多西方小说，使国人了解了外国的文化与人生，增强了变革的愿望，从这一点上，他也可以说是新文化的先驱。

他更是一个爱国者。1884年，停泊在福州马尾港的法国军舰突然向中国军舰开炮，击沉中国军舰十多艘，中国官兵死伤七百多人。林纾闻讯，与友人相抱大哭，并于三月后在福州街头拦住钦差大臣左宗棠的马请愿，请求查办当初谎报军情、掩盖损失的军务官员，友人形容林纾当时“目光如炬”。1897年德国占胶州湾，就在康有为等“公车上书”之时，林纾与高凤歧等也三次上书御史台，强烈抗议德国强占土地，并陈述筹饷、练兵、外交、内治四项建议。

吝啬的历史为一个文人留不下那么多篇幅，林纾的这些良好行迹和可贵品德都消失在岁月的烟雨中。后人记得他的，就是不懂外文而成了翻译家，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