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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刻薄的评论流传甚广，但到20世纪90年代，钱钟书夫人杨绛专文辟谣，声称绝无此事。

另外的原因是，联大原拟聘其为教授，最后只聘了个副教授，钱钟书心里不快，不愿久留；再加上当时他父亲钱基博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希望儿子来照顾自己。

钱钟书的确是在不愉快中离开联大的。他后来的小说名著《围城》，就有很大的挖苦西南联大的动机。书中的“三闾大学”，难道不是暗讽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合并的西南联大吗？

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极强，因此极容易文人相轻。被西方人称为“中国20世纪上半叶唯一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联大文学院长冯友兰，同样在课堂上臧否人物。他“攻击”的对象是胡适，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

胡适本被定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长，只是旋即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因此没有在西南联大留下足迹。

这些大师间的纠葛，也许是当事人的烦心事，但流传到后世，已成可以津津乐道的趣闻。

联大学生里同样“狂徒”多多，比如今天已看不出丝毫狂傲、对人谦恭有礼的前辈泰斗杨振宁，在当时也不是一般的狂。

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里有两大才子：杨振宁和黄昆，两人常在茶馆高谈阔论。当时同学听到，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问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很不屑地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

大学是智慧和才情、个性的集中地，一所大学，如果没有一批奇人、狂人、怪人，即便其资金再充裕，景致再优美、学风再严谨、毕业生出路再宽阔，其魅力也要减色不少。惟有西南联大，如此充分地诠释了“大学”二字。

大学由校长、教授、学生这三股主要“势力”组成。论人数，学生是主体，学校的面貌，可以说就是学生的面貌，而学生的面貌，绝不仅仅只体现在学习的用功上，朝气、抱负和热血，更是青年的标志。

在那国难当头的抗战八年间，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前后一共达到八百三十四人，包括梅贻琦之子梅祖彦。

除了对侵略者日本斗争，联大学生更对日趋走向反动、企图驯化大学生而维护统治的国民党当局斗争。当时全国的“民主堡垒”是昆明，而这座堡垒的中坚就是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有一批追求中国政治进步的教授，闻一多、吴晗等著名民主人士自不在话下，即便是理科教授，同样是这样的思想倾向。1945年西南联大的五四运动纪念会上，数学家华罗庚发表演讲说：“科学的基础应建立在民主上。”这句话，把“民主与科学”的五四精神更发展深入了一层。

在进步教授和中共地下组织的宣传带动下，西南联大学生在政治上一贯活跃。西南联大的学生社团有二十多个，经常出墙报，做演讲，表达对时局的意见和理想追求。他们不畏强暴，奋起抗争，经常给国民党当局以沉重打击。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沦陷前，大批文化名人滞留香港不得回内地，可行政院长孔祥熙却用国家的飞机把他在香港的家具、保姆以及七条宠物狗先运回国内。消息传到联大，联大学生义愤填膺，掀起了“倒孔运动”。1942年元月6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校学生发起游行，高呼口号：“打倒贪官污吏！”“孔贼不死，贪污不止！”“铲除孔祥熙！”等口号，社会上一时人心大快。

1944年，孔祥熙来云南，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为昆明大学生作讲话。当一白二胖的他讲到“今天我们大家生活都很苦”时，联大学生齐声高喊：“你不苦！”随后起哄声经久不息，更有人喊道：“肥猪！肥猪！”

当天晚饭后，孔祥熙的二女儿代表父亲向联大参军学生赠慰问品。这些慰问品被扔了一地，学生们说：“我们不要你的慰问！”

抗战胜利结束，可内战的阴霾又立即笼罩了中国。西南联大学生又投入到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中。

1945年11月25日晚，六千多名昆明各学校学生在西南联大举行时事晚会，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等四教授就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作讲演。演说正进行时，国民党军队包围会场，并用枪炮对会场上空射击，进行恐吓。数颗子弹擦着演讲者费孝通的头皮飞过，费孝通神色不改，演讲如常。次日，昆明三万学生宣布总罢课，以反对内战和抗议军警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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