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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长。”我走了过去。

“你的衣服是跟别人一块发的，怎么你这一身跟别人的不一样？”他的声调很和气。

我低头看看自己的衣服，再看看别人，原来别人身上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而我的却是褶褶囊囊，邋里邋遢：口袋扯了半边，上衣少了一只扣子，膝盖上沾了一块蓝墨水，不知怎么搞的，两只裤腿也好像长短不一，鞋子还好，不过两只鞋只有一根半鞋带。

“我这就整理一下，”我低声说，“我回去就缝口袋、钉扣子。”

“你衣服上的褶子是怎么来的呢？”所长微笑着说，“你可以多留心一下，别人怎么生活。能学习别人的长处，才能进步。”

尽管所长说得很和婉，我却觉得很难堪，很气恼。我这是第一次被人公开指出我的无能，这是我第一次不是被当做尊严的形象而是作为“废物”陈列在众目注视之下。“我成了大伙研究的标本啦！”我难受地转过身，避开“大臣”和“将官”们的目光，希望天色快些暗下来。

我溜到墙根底下，望着灰色的大墙，心中感慨万千：我这一生一世总离不开大墙的包围。从前在墙里边，我还有某种尊严，有我的特殊地位，就是在长春的小圈子里，我也保持着生活上的特权，可是如今，在这个墙里，那一切全没有了，让我跟别人一样，给我造成了生存上的困难。总之一句话，我这时不是因感到自己无能而悲哀，而是由于被人看做无能而气恼。或者说，我不是怪自己无能，而是怨恨我一向认为天生应该由人来服侍的特权的丧失。我因免于值日而对所方发生的感激之情，这时一下子全消失了。

这天晚上，我发现了别人临睡时脱下衣服，都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枕头底下，而我却一向是脱下来顺手一团，扔到脚底下的。我想起所长说的话，确有几分道理，应该注意一下别人的长处，——我如果早知道这点的话，今天不是就不会碰到这种难堪了吗？我对伙伴们产生了不满，他们为什么对我这样“藏奸”，不肯告诉我呢？

其实，那些伪将官们连向我说话还感到拘谨，我既然不肯放下架子去请教，谁还敢先向我指指点点呢？

我就是这样的在抚顺度过了两个多月。十月末，管理所迁往哈尔滨，我们便离开了抚顺。

我的前半生……四　搬到哈尔滨

四　搬到哈尔滨

在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只有几个年轻些的人还有点兴趣谈天说笑，愿意跟看守员打打“百分”，其他的人则很少说话，即使说起来声调也不高。车厢里大部分时间都是沉寂的。有不少人夜里睡不着，白天吃不下。我虽然不像回国时那样恐怖，却仍是比任何人都紧张。这时，正是朝鲜战场上的美国军队逼近了鸭绿江，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抗美援朝不久。有一天夜里，我见溥杰跟我一样睡不着觉，便悄悄地问他对战局的看法。他死阴活气地回答说：“出国参战，简直是烧香引鬼。眼看就完啦！”我领会他所谓“完啦”的意思：一方面指中国必然吃败仗，至少东北要被美国军队占领；一方面担心共产党看到“大势已去，江山难保”，先动手收拾我们这批人，免得落到美国人手里去。后来才知道，这是当时犯人们的共同想法。

到了哈尔滨，看到管理所的房子，我越发绝望了。管理所的房子原是伪满遗留下来的监狱，看见了它，大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滋味。这所监狱是经日本人设计，专门关押“反满抗日犯”的地方，共两层，中心是岗台，围着岗台的是两层扇面形的监房，监房前后都是直径一寸的铁栏杆。由洋灰墙隔成一间间小屋，每屋可容七八人。我这屋里住了五个人，不算拥挤，不过由于是日本式的，只能睡地铺。我在这里住了大约两年，后来听说拆掉了。刚住进去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伪满时关在这里的“犯人”很少有活着出去的，不过单是听到那铁栏杆的开关声，就已经够我受的了，这种金属响声总让我联想到酷刑和枪杀。

我们受到的待遇仍和抚顺一样，看守员仍旧那样和善，伙食标准丝毫没有变化，报纸、广播、文娱活动一切如常。看到这些，我的心情虽然有了缓和，却仍不能稳定下来。记得有一天夜里，市区内试放警报器，那凄厉的响声，在我脑里久久不能消失。一直到我相信了中朝人民军队确实连获胜利之前，我总认为自己不死于中国人之手，就得死在美国飞机的轰炸中。总之，我那时只想到中国必败、我必死，除此以外，别无其他结果。

我还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