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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用餐巾布。这个明显与父亲的“节俭”相悖的措施让餐厅拥有了一种品质感，也使它在科尼显得与众不同。

父亲每天都会改变菜单，这取决于当天他在菜市场能买到什么菜。每天早晨，当享用早餐的顾客们喝着咖啡，吃着薄饼、华夫饼、咸肉和鸡蛋的时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双面的迪特表单卷入方形的下层木牌大型打字机，把午餐和晚餐的菜单打出来。伏在打字机上，他很不熟练地用一个手指按键，直到完成菜单，然后把打好的表格放入手动迪特牌复印机的滚筒中，用便宜纸张做原料打印出表格复印件。这些复印件有复印墨水的味道，现在这个味道只有一定年龄的人才回想得起来。打出来的紫色字母像孩子们在地板上堆的木板字一样不整齐，有高的，有低的，还有倾斜的，这一切全归咎于这台过老的打字机。这个奇怪的、墨迹很浅的蓝字菜单与表面上豪华的白色桌布那么不和谐……

大萧条时期的小小生意人

1934年禁酒令解除的时候，8岁的我开始在咖啡店帮忙。我会站在长柜台前的收银台，负责收钱和找零。刚上手，我就喜欢上了这个工作。处理这些数字，我游刃有余。顾客们常常会瞥一眼我找给他们的钱，寻找那从来不曾找到的错误。

在收银台的成功让我更有底气了。为了使咖啡店顾客不断，父亲创建了一些价格机制，其中有一个规定是，如果顾客提前为下一次用餐付费，就能得到10％的奖励——即顾客提前付5美元的餐券费，就能享有价值5�5美元的食物。许多餐券放在柜台上的小箱子里，一旦回到收银台上班，我就会主动挑起责任，仔细看看谁的餐券快用完了。有些顾客只要再买个10美分的馅饼就会用完价值5�5美元的餐券。令他们悲哀的是，当他们在收银台前搜索身上的零钱时，我会跟他们讲，“您要买新的餐券吗？这一张就要用完了。”大多数情况，他们都会再买，而不会小题大做。但在大萧条时期，即使有10％的回馈，能为下一顿提前支付5美元的顾客也已经不多了。有时，让顾客续买餐券也会遇到抵触情绪。这时，我会用强有力的推销术尝试说服他们。在往后的日子里，我的这一推销本领不断得到提升，我也对它很依赖。此外，从小就学会如何避免直接被别人拒绝也是很有价值的一课。有时，我会在顾客用餐的时候，在餐桌边徘徊，寻找推销机会。一次，我甚至沿着街道，一路追着一个本地的服装店个体户，仅仅因为他忘了为那杯咖啡付5美分。我没去了解像他这样的顾客是否认为我太纠缠不休或是很讨厌，我的目标是提高业绩，获得认可，也许还为赢得我那淡漠的父亲的称赞。

当然，对许多人来说，大萧条不仅仅体现在如何凑齐5美元，然后获得50美分的优惠上，它要严重得多。数以百万计的人一无所有。我们在科尼的所见所闻，就足以让我们知道整个国家都在挣扎，也知道大家应该试着相互照顾。一些食不果腹的失业者会来中央咖啡厅的后门乞讨食物。父亲从没赶走过一个乞食者，但也不会免费赠送食物，他知道这关系到这些人的自尊，因此他总是让他们付出一些劳力来换取满盘的炖菜。这是他对工作换福利项目（welfare�for�work　program）的解读。许多人没能来到咖啡厅的门口，但父母还是设法用其他方式帮助他们。　。　想看书来

无处不在的节俭（4）

美国大平原农民在19世纪20年代所经历的窘境持续到了19世纪30年代，使得崩溃的国家经济雪上加霜。那时，干旱接连不断。19世纪30年代中期我还是个孩子，记得那时沙尘暴会把中午的天空盖得漆黑一片，弥漫的砂砾使人和动物呼吸困难。由于没人出门，咖啡馆没有一点儿生意。在学校，老师会打开电灯，试图继续教学，但是没人能在黑褐色的天气下集中精神，因为你会听到尘土不停地撞击玻璃，令窗户和门在风中嘎嘎作响，十分可怕。声音响个不停，就像一个厉声的闯入者在爬墙而入似的。没人能阻止厚厚的砂砾从窗户的缝隙和门底飘入。在家里，当我们收到风暴将至的警报后，尽管母亲已经让我和约翰帮她用玻璃纸或者蜡纸把窗户贴上，尘土也依然能飘进来。风暴结束后，我们会清扫尘土，要用好几个桶才能把那些尘土清理出去。与这风暴相比，蝗虫风暴则更为糟糕。当蝗虫群从天空扑向小麦地和棉花地时，它们也会遮蔽天空，吞噬所有的作物，清空花园，并在马路和人行道上形成翻扭跳动的蝗虫队伍。走在路上时，它们会在你的脚下嘎吱作响，令人作呕。这些异常强烈的灾害的受难者经常是移民来的农户。在我们学校，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