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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手。与学校教育相比，这种教育似乎来得更加重要。

我从未在学校作过弊。父母在诚实这一品质上严于律己，对我也是如此要求的。我从来不需要作弊，但我知道什么是作弊。我们班有一个技术奇才会用相机拍下化学和微积分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弄到手掌大小的手抄纸上，以满足考试之需。我想，这才是作弊。对别人的论文做大幅修改，然后将其变成自己的，我觉得不算是作弊。长话短说，我对罗伊康的一篇论文做了些修改——其实是做了很大的修改，然后作为自己的论文上交。论文的题目是“casus　belli”，这是一个德语单词，可以粗略地翻译成“宣战的理由”，这包括各国在发动战争时可能会找的正当理由，也包括它们是怎么找到这些理由的。吉恩把罗伊康的论文一字不改地上交了，但他跟我不在同一个班级。我不知道我论文中的哪部分让教授起了疑心，反正论文交上不久，我就收到了让我去院长办公室走一趟的通知。于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我去了院长室，看到院长用两个手指像捏尿布一样捏着我的论文，我的教授则站在一旁。我会意地打了一个寒颤。可能知道罗伊康论文的不仅仅是我跟吉恩，大家都知道了。我承认用了他人的论文作为写作思路，但我辩称我自己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我这样向他们解释着，心想最坏的结果就是这门课挂红灯，但学院肯定注意到了我“借鉴”的篇幅，于是决定杀鸡儆猴。几天后，兄弟会的信箱里多了一封来自院长办公室的信，信上说我被开除了。时值1944年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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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安排（1）

羞愧完全不能表达我当时的感受。我该怎么向诚实至上的父母解释呢？因为作弊被学校开除？他们日以继夜地在中央咖啡厅工作，省吃俭用为我提供“钱能买到的最好的教育”，而我却因作弊被剥夺了教育机会，这竟然成了我对他们表达“感谢”的方式。父亲真的太诚实了，每当他在科尼的埃尔克斯俱乐部玩扑克时，他总是输家，因为他摆不出一副扑克脸。虽然对于我的辍学，我自己都解释不清，但我仍有一丝希望。这一开除并不是说我完全没有机会重返学校，学院领导说如果我能找到一份工作，并借此重新恢复我的声誉，那学校还是可以给我恢复学籍的。我不敢把真相告诉父母，于是决定先把事情压一压，等找到一些好的说辞再将这件事告知父母。

吉恩也同样感到羞愧，可能感受比我更深，因为他平安无事地度过了。反思自己的过错，我开始把这次失足看成是意外的收获，一种莫名其妙的运气。我已经想清楚了，我不是做工程师的料。无论接受多好的教育，基因上的限制——对机械知识的不知所措、对绘画的一窍不通，使我根本没办法与其他优秀的同学相比。另外，我并不能把对数学的精通应用到工程学上去，因此与身边有才能的未来工程师相比，我就很吃亏。那时，我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职业原则：尽力发挥自己的长处。我只知道我需要找一片领域，在那儿我可以把自己的数学才能应用到人际关系或商业情境中，而不是浪费在物体构造和机械装置上。但要想在将来有任何发展，我都必须先把履历上的污点拭去。在一次电话中，我告诉父母我要在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的采购部申请一份职位。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实验室所进行的实验将对战争有多么重要的影响。那时，盟军已经在欧洲战场占了上风，但在太平洋战场，日本人本着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决心血洒太平洋岛屿。为赢得战争，美国加紧步伐，想赶在敌人之前研制出一种能给予敌人致命打击的超级武器。我的工作申请被批准了，这样一来，我就能继续待在菲谬三角洲兄弟会的会堂，也能继续积极的社交生活。不同的是，我不再上课，而是出差为实验室采购部件。

奇怪的是，我似乎是一名非常出众的出差者。虽然仅仅是一个职位卑微的18岁小办事员，我却能想办法挤上票已卖光的航班。我采购的东西并不都很特别，每次我都是先买到部件，然后再用船运的方式将其运回剑桥市。我采购的通常是战争中不易买到的管道和衬垫。我知道我必须抓紧时间采购，也明白实验室“立刻”就要它们。我还知道我的工作证件上写着“曼哈顿”，但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只有在日本8月14号宣布投降后，曼哈顿计划的细节才浮出水面：那个辐射实验室参与了这个计划。我突然明白我所采购的部件中，有一些是用来制造原子弹的。父母十分高兴我对战争做出了贡献。

战争结束后，离开家乡已18个月的我重返科尼。我打算秋天时回到麻省理工学院，然后再考虑往下的路该